报表的虚假程度到底有多大？湖北省的回答是，2000年该省的GDP中“含水量”高达800亿元。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目前我国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表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根据惯例，越是重要的指标，它的“水分”也就越大。

早在2000年初，为了压缩虚假的报表数字，在湖北省人大的监督下，湖北省各地就开始了打假行动。

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以1998年为调整基数，根据财政收入、投资消费额、地方税收、城镇居民、农民收入等占GDP的比重，调减各地GDP的核算数，挤掉以前的那些数字水分。

湖北省一位官员说，“这些数字一直要往前推，推到哪年算哪年，总之，一定要把它弄扎实了。”

就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湖北省各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继出现了大幅度“挤水”，荆州、宜昌、十堰、孝感、恩施等地、市、州GDP合计锐减了800亿元左右。

以湖北省监利县为例，2001年4月在该县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在审议县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2000年全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竟然比上年锐减了14.3亿元人民币，下降了35%。很多人大代表受到了一次强烈震撼。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水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介绍，湖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实行省、市、县三级核算的，并不是逐级汇总层层上报相加的。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相互攀比，加上各级部门的测算方法、标本选择、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差异，致使GDP核算数“总账”和“明细账”不平。其中的差额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肿块”。实际上到1998年，全省地市州的GDP总数，就已经高出了800亿元左右。

如果说像GDP这样的“软指标”容易造假的话，那么，像财政收入这样的“硬指标”造假难度就要大多了。然而，这在造假“高手”们手中，同样是小菜一碟。

例如，在湖北省的某个地区，3个县的财政收入造假虚增的就有５亿元。

湖北省这次为什么要痛下决心，对GDP进行“挤水”？原因就在于，个别地方的造假已经发展到了荒唐不堪的地步。其中，丹江口市就是一个典型。

丹江口是国家八七扶贫计划重点贫困县之一，是一个集老区、库区、贫困山区于一体的县市。有记者通过在丹江口的习家店、凉水河、浪河等乡镇进行采访，所见所闻是农民的困苦。

这些农民大都仍然住在土坯房里，不少房子的墙壁上裂痕累累，破烂不堪，已经成为危房。刮风下雨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场生死考验。家里徒有四壁，除了灯泡是用电的，很难见到电器，家境好点的也只有一个破旧的黑白电视算是值点钱。

据丹江口市扶贫办公室介绍，在整个库区，10多万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才1100多元，人均纯收入在530元以下的仍然有3.7万人。

但是，该市在前些年却通过数字造假拼凑出了一个奇迹般的“辉煌”：1996年，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猛增713元，增长47.7%，一举宣布整体脱贫；1997年成为湖北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一；1998年，该市人均纯收入更是高达2545元，再次夺得十强县市桂冠。

如此荒唐的年报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记者在丹江口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农队调查的时候发现，在该区的1998年的统计年报上，水稻8亩总产1.5万公斤，直追大跃进时代放“卫星”时的产量。

而经过调查，实际上只有2亩多地，更不可能亩产达到1875公斤！原来，“这1.5万公斤是上面分配的，我们只能这么报”。

类似于这样的荒唐手段，简直是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例如，在习家店镇陈家院村，2口鱼塘早已干枯，可是在年报上却能够让它“起死回生”，产鱼1.25万公斤，产值10万元。官山乡吕家河村年报的豆杂苗，比正常产量高出5倍多。而武当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上的珍稀动物受法律保护，但是在当时的年报上，捕获野山羊、麂子这样的二类保护动物居然也算是畜牧收入！

工业产值也是一个弄虚作假的“重灾区”。

青徽铺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可是在报表上反映的工业产值却达到了476万元。那是怎么计算的呢？

原来，他们在一家铁匠铺维修农具的时候，把修理费用和农具本身的成本价都合在一起计算；米面加工房在加工粮食的时候，把收取的加工费和粮食原价合在一起，当作“收入”来计算了。

也就是说，如果加工100元价值的粮食，加工费是5元的话，在报表上要反映收入105元。怪不得，“收入”居高不下了。

这样的弄虚作假，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抓工作的时候，采取的是量化考核责任书，各项经济指标由乡镇、管理区、村层层分解，并以此作为量化考核指标与乡村干部的工资报酬挂钩，年终按照上面分配的数字具体分配落实。这样，报表上的数字实际上就变成了由上级摊派分配而来的。

一位乡镇干部发牢骚说：“为什么明知是假，还要搞？在这个位置上，要是年报做得不符合要求，你就永远报不上去。往年春节一过，各项指标和任务就来了，上面要搞好政绩，下面就要完成高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