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爱人生者有两种，一种人看不到人生的险恶与多舛，或故意对其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地　赞美生命。还有一种人恰恰因为人生有恶，才更热爱生命，赞美人性的高尚。

大凡知道陈西滢先生，一是因他被鲁迅骂过，这似乎最重要。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　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我们便在中学教科书里把他称为“坏人”，坏人的文章也　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二是　读他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散文集子《西滢闲话》。这是该替他惋惜的，他在1924年　到1927年三年的时间里就几乎把一生大部分的文章写完了。会是鲁迅“骂”他的犀利杂文使　他退出文坛，甘心归隐的吗？不得而知。

陈西滢说，中国人既太看重文章，又不太看重文章，“因为文章是万能的，大家都拿文　章做工具，没有人拿文章做目的”。一个人想出风头，得做文章；想找饭碗，得做文章；想　做官，也得做文章。等到风头出足了，饭碗找到了，或终于做成了官吏，就不用再做文章了　。其实何止文章，中国人说话不也如此吗？为说话而开会，为开会而说话，说话时心里就不　信，开会时就明了任何决定都是一纸空文。所以，在中国，说话和做文章虽极其重要，却也　没谁真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说者无心，听者也无心；著者不信，读者也不信。

当然有许多例外，要不就不会有文章传世了。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拿文章做目的的，比　如陈西滢，他说的都是自己相信的话，所以尽管他的《西滢闲话》论及的全是七八十年前的　旧事，今天还是有知音的读者。我正打算编一本《陈西滢文存》，除了《西滢闲话》，将尽　可能地把“闲话”以外的篇什搜罗全。

我们总抱怨难以产生伟作，其实这和西滢先生20年代“闲话”的情形有些相似，他说一　个著述家不能把著述当他终身的事业，却要去干种种与他不相宜的职务，真是极大的不经济　。就是他所做的事与他的才能也很合宜，可是他的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耗在那里，只有一日忙　中偷出些闲工夫来写几句东西，怎样会产生伟大永久的作品来？这就要求得有许多把著述看　做终身事业的著作家，直接用文章去卖钱的“文丐”生涯是短命的。我们今天有专门瞄着诺　贝尔奖写作的著作家，这无异于又拿文章当了饭碗。

西滢先生的文章叫“闲话”，实际是“话闲”，是别一种风格的批评。批评绝不是破口　大骂、指桑骂槐和撒泼耍赖，也不是以自命的正义去逼迫人家忏悔。批评能成为读物，且为　人们喜爱，在挨批的对象之外还有读者，行文的技巧是很关键的。“文革”大批判式的行文　，就好比一个壮汉晃着胳膊上的腱子肉去吓唬一个病歪歪的弱者，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有人称一本《西滢闲话》就使西滢先生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是得益于他深悟　英国散文之妙谛。他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　，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　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并同时用幽默的语调提醒人们举一反三，省察自己。许　多闲散的生活琐事，他有本事娓娓道出来平日整不出的趣味；即便重大的事件，他亦能悠然　雍容地拨开云雾，恢复其本来面目，让人顿开茅塞。

西滢先生眼光锐敏，文笔犀利，就连他的太太、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在作品发表以前，都　不敢先拿给他看，惟恐听了批评再没有写下去的勇气。但这种独具锋芒的书生意气，终不过　是文人的“闲话”而已，它真能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化解开来吗？不过，这也正是文人的可　贵，就是从不掩饰这个世界的丑陋。

世上爱人生者有两种，一种人看不到人生的险恶与多舛，或故意对其视而不见，只是一　味地赞美生命。还有一种人恰恰因为人生有恶，才更热爱生命，赞美人性的高尚。西滢先生　的文章无疑是给后者看的。他们不会因其严厉的文字而消融掉对人生的爱，相反，他们会随　着那酣畅淋漓、睿智幽默而又暗藏机锋的文字，在痛骂丑陋之后更加真爱真理。

也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对西滢先生以“拿文章做目的”的才气和勇气写出的“闲话”更　加珍视。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