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那么萧乾有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进行　“宣传”呢？

真诚、善良、悲天悯人，是萧乾给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诚表现在他对自己、　对别人、对创作的态度上；他的善良表现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悯　人，则是一种心灵内在的东西，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他在采访二战时的写作视角。他去描　写德国飞机轰炸下的英国妇女；写大诗人艾略特去做防空的巡视员；甚至写小动物在二战下　的命运，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吧。他认为一个作家，只有具备了悲天悯人的　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萧乾一生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其中有许多的机缘巧合。同时，他这一生又经历了那么　多的坎坷曲折。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出身贫苦，从小随寡母寄居在亲戚家　，过着寄人篱下、忍气吞声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忧郁的一面。他很　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别人怎样看自己。而他的真诚、善良，又使他在受尽了别人的假话之苦　之后，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为毒草和反动、黑色的文艺的人们回答：萧乾到底是什么　样的人。他晚年不遗余力地写着回忆性的文章，有时经常重复自己。他一方面是要反复地解　剖自己、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他怕别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让人们看到一个“透明”　的萧乾，留给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萧乾晚年复出文坛以后为人为文的座右铭，他在《风　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的自序里表示，90岁了，已没什么好怕的，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　目。因此，他对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岁月的某些言行进行了直截了当、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　。这在作家的回忆录中尚不多见。我的深切体会是，他这样的写法，绝不在仅仅揭示个人恩　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于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症结。他批评的目的显然不为暴露　某个人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后来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写过一本《沉默的大多数》，指出中国人大多数是沉默者，敢于为真理呐喊的人　少之又少，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弱点。萧乾即想通过此来揭露这种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　“文革”时期，不要说做一个真理的呐喊者，就是做一个沉默者，也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而现实的情况是，多数人成了另外的一种“呐喊者”：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自　己的“荣誉”，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评别人的同时，萧乾也在尖锐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同样有投身政　治的热情，希望在政治当中使自己的文学命运得到正名和认可。他真诚地面对这一切，从来　不粉饰有过这样的心态，更不对自己的这种心态作几十年之后的“升华”。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那么萧乾有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　进行“宣传”呢？也即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遮掩呢？我听到一些说法，诸如萧乾对“别人”　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他确实没能写到这一点，这是我要为他遗　憾的地方。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　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我感觉到，　这一定是扭结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

无疑，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历史上的“真空”。这要怎样去填补呢？历史的证人　正在一个个逝去。历史都是有“真空”的。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　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

其实，对于别人称呼他“作家”、“翻译家”，他自己更喜欢记者、报人这个称谓。而　且，从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文风来看，他最适合的写作题材就是新闻特写。他在燕大时　曾是斯诺的学生，受斯诺的影响很深。他和斯诺一样，从来都不是一个追逐热门新闻的人。　在他的“二战”特写中，几乎看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通过他敏锐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细小　、生活化的细节，读者知道了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战后发生了什么，战争中人民的命运是怎　样的。而他对问题的看法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

作为“人生的采访者”，他不希望在心里先存有条条框框，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拿条条框　框去束缚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标。他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梦想　着像鲁宾孙那样漂泊、浪漫的历险。他想做的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的人生出发点是，　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他要的就是这种人生的体验，要的就是去采访人生。当时　这种理想还是梦幻式的，到他90岁生命终结时，回头看，他真的做到了。

这种崇尚自由的心态，也反映在他对人、对创作的态度上。比如翻译《尤利西斯》。早　在他留学英国期间，就研究过这本书。尽管他认为乔伊斯的这种意识流创作是条死胡同，但　应介绍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的作家，让人们看看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创作。他认为自己有可　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但他绝不会去限制别人怎样去创作，更不会去指责。在这点上，他一　直是“自由主义”的。

萧乾内心有那种强烈的守土爱乡的情结，他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客死中国的白俄“倒卧”　，赴英途中在轮船上遇到的那个希望战争爆发以参加雇佣军获得国籍的无国籍人，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白华”，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以　，在1949年面临抉择，是去剑桥担任终身教职，还是回到新中国时，他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最终选择了回乡，回到“地图”上来。

萧乾一生经历过许多难以预料的曲折和磨难，是怎样的一种信念使他依旧保持乐观的人　生态度呢？他常跟我谈到他人生常“乐”的窍门：想想比自己更惨的。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一句印度的古谚：“我没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没有了脚。”就是说　，当你觉得不幸的时候，看一看还有比你更为不幸的人。这个时候，它也可能会给你一种生　活上的勇气，甚至一种生命的支撑，使你能够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够　释放出来。这也是一种阿Q吧。我想，每个人的生命都以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着。

萧乾以为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他所喜欢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他临终前看到了　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出版，以320万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从这　点来说，他是个幸福的人。

《未带地图，行旅人生》已经是我写关于萧乾的第5本书，也是我自己最感满意的一本　。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觉得我尽量撇开了我与他笃深的个人感情，而更能从一个研究者　的角度去剖析和解读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他去世以后，我对他有了更清晰、客观的认　识。我在努力向世人传达一个我眼中真实的萧乾出来。

我与他相识十二年，跟他学写作，学做人，当然还有写作和做人以外的许多东西。他送　我他《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英译本时，在扉页题字时，称我是他的spiritual　son（精神之　子）。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可见我们这一老一小的交情有多深厚。其实，他比我的祖父还　大10岁。

有人戏称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可我至今还没能写出像模像样的小说。这也是我自惭　形秽的地方。没有小说行世，自称是作家总有点那个。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王朔。写小说　，从客观环境上，一定需要投入集中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写作以来，我只有一次在半年的完　整时间里，集中精力写了一部自己不甚满意的10万字的小说。是在台湾出版的，还无颜面对　大陆读者，令人贻笑。

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许多成语，其实是大了以后才识解其中味的。比如岁月如梭。我　简直不敢想，自己已经从一个一人吃饱一家子不饿的快乐单身汉，转眼就有妻有女，要步入　中年人的行列。

我以前主要是写散文、评论、传记、翻译和编书。也许是什么都胡噜一下，以致被有的　前辈讥为做的不是真学问。再加上自己是个不硬气的“分”字号三流大学出来的，没有名校　名导什么的作靠山，在人家眼里就更上不了台面。原来做学问也有名宗名派呐，谁是谁的学　生，谁就一定做的好学问，似乎成了一条定理。人品是可以在其次的，好像凡做学问的就有　一副好嘴脸。

从这个角度说，我是野班子出身的。我曾为此深深地自卑过，悔恨自己在读响当当的北　京四中时为什么不好好背课本，而是一门心思地看小说，以致老师专门把我的父亲找到学校　，说这样下去会影响班里的升学率，不如转学算了。那时离高考还只剩下不到半年。我不得　不痛斩心爱的小说，逼迫自己加入到高考的战场。那时的高考竞争比现在残酷多了，而且那　时是不会有“韩寒”的出路的。所以，我要感谢我高中班主任赵如璋老师的“残酷”，没有　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我险些“失足”了。混得好，也许今天官场　上又多了一个贪污犯。混不好，怎么着商海里也会多一个不以卖文为生的个体老板。这点自　信心倒还有。

没有头牌的学历背景，没有可向人夸耀的导师，并不会妨碍我自由地去思想和写作。我　早已没有了自卑，因为我觉得比那什么什么的人做的不差。我现在很坦然，只想应该在不惑　之前写出个大作品出来。我已经有了个长篇的雏形，想就以萧乾及他那一代一些知识分子的　遭际为题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点20世纪文人作家们的心灵真实。小说的题目叫《救赎》　，是救赎心灵的意思。有些东西，因为个中原因，是不大能用传记的方式表现的。把它们小　说化，该不算是取巧吧。我冀望于它。

冰心先生称萧乾是现代文坛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小说、散文、论文、杂文、特写、　翻译，什么体裁都不落。而且，每样都很出色。这里我是分体裁专章来论述的，里边杂糅着　对他思想和经历的评述。书中的所有小标题，都是我精心挑出来的他自己的原话，包含着他　对自己人生经历和艺术思想的看法和剖析，会帮助读者解读他。其实，研究解读萧乾作为知　识分子的经历比研究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读者可从书中看到我在这　方面所作的尝试。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