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采访手记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　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　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　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省、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　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　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　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能偶然采访到季羡林先生，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办公室访完钱理群　老师，骑车沿未名湖转悠，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访谈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　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时，季老说：“这个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　“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　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　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　，我不敢说‘文革’不会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　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　是难以想象的。”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　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　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　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　。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　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　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　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　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　留下。

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　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　“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　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先生的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采写内容主要有以下三块：

一、关于老舍解放后的创作

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是第二次创作高峰说，认为老舍几乎是现代作家中惟一的例外　。像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作家，解放后便没有像样的东西拿出来。而老舍尽管也　写了许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他毕竟留下了《茶馆》、《龙须沟》和《正红旗下》。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老舍写的是自己熟悉的有体验的生活，而且所有的生活又都发生在他所最熟悉的　北京。如果离开这一点，再有才华的作家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像老舍抱着极大的政治　热情奔赴朝鲜前线采访写成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不成功。再像《青年突击队》那样的作　品，根本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西望北安》更是碍于当时某些中央领导的情面不得　不写的败笔之作。

第二种意见多以学者为主，即认为老舍解放后虽也写出了《茶馆》、《正红旗下》那样　的杰作，但总体上已没法同解放前的创作相较，似乎只有从《正红旗下》才能看到那个写出　过《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的老舍的影子。可惜随着老舍的　投湖，《正红旗下》只留下个颇有韵味的开头便令人遗憾地戛然而止了。老舍解放后主要是　凭了一股政治热情在进行写作，甚至有些时候与自己早年在《文学概论》里提出的创作原则　相违背。他那么拼命，那么疯狂地写，难道不知道艺术规律是什么吗？但他觉得问题出在自　己身上。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出身贫苦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作家，是个对未来抱有　憧憬、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想的是怎样与新中国和新时代合拍，通过自己的艺术劳动为社　会主义添砖加瓦。巴金、曹禺等都是如此。但热情对艺术来说不能起决定作用，热情远不能　和成功的作品划等号。在这一点上，老舍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以热情投入的是他太熟悉的　生活，所以他的《茶馆》是成功的，曹禺的《明朗的天》是失败的。老舍毕竟是位自觉的艺　术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茶馆》的主题与政治“可就配合不上了”。

第三种意见则来自于我在采访中碰到的未尝过“文革”滋味的青年学者，有的已完全跳　出了那些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文人学者设身处地为老舍着想的光圈，从纯艺术审美　的角度来分析《茶馆》和《龙须沟》，认为都是主题先行的浅薄之作，这与以上两种意见形　成强烈的反差。他们感觉那个才华横溢，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双的老舍在建国后已经心死了，　他无法再创作与他原来水平持平的作品了。有人觉得写《龙须沟》那样的作品，根本用不着　老舍那样的才华。

二、关于老舍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角色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　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　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　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　以对于50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　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好像还写过一篇《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生命》。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政治斗争，大体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　，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了饱满的政治热情　，响应党的号召，惟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　“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与此说相较，似乎敷衍说更站得住脚。持这种观点的觉得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而且他　回国时已有50岁，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　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　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表态，要他以　“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　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

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　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　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　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　风范。王蒙先生清楚记得，老舍在会场上批谁时全都称对方“您”，语调是平缓儒雅的。再　者，老舍身上有满族人仗义和爱面子的秉性，上面请他出马表态，他便碍于情面，不好不从　。若非如此，就不大好解释老舍在批完吴祖光之后，尽量接济新凤霞。梅志老人在回忆老舍　当年批胡风时，明显感到老舍是在应付。后来，当胡风和梅志在狱中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　深深感叹这个社会竟连老舍这样的好人都容不下。

三、关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　说，三是无法承受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　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　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形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　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一个作家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他　自身作为一个文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　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　，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我党对老舍这样知　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　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　，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　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　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个饱经社会风雨洗　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　，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好多机关寻求帮助，但行政体制并不买他的账，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　他写了《茶馆》就给他面子。还有一点，老舍向以“文牛”自誉，他的自由自在是因为天天　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与闲　在受着时间的煎熬。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红色八月“红　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　到顶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那么一个爱体面懂幽　默，总是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疲惫而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出路。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　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这种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　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在国共谈判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50年　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风顺，人人尊敬　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　且是那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　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名。邓拓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到处是　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　自然的。他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书稿要付梓出版了，心里没有半点释然，反觉得采写工作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冰心、曹　禺、端木蕻良和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已经故去，尤其冰心、萧乾二老把我视为他们的小友，平　日里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真叫我心酸落泪。书中记下与他们的访谈，也算一种别样的纪念　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夏衍、骆宾基和杨沫三位老人，本已联系好采访，却没过几日竟噩耗　传来。只得在书中附录一篇骆老怀念老舍的文章。

感谢书中所有的受访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此书的内容不可能那么丰富厚实；感　谢巴金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林斤澜、王富仁、舒乙、李辉几位先生，同意将他们的大作收入　，以光篇幅；另向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二老的家人致谢；还要感谢白桦、冯英子、何满子、王　火以及旅美的彭歌，旅加的梁锡华和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接受了我的信访。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位女性。一位是我的朋友，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洪眉。六年前，是　她来找我，想拍一部反思“老舍之死”的文化专题片，使我萌生了采写此书的念头。1994年　以前的采访，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回忆在一起采访拍摄的日子，至今仍觉美好难忘；第二　位是我的妻子郑实，她不光一人在机房把录像带上的声音转到录音带上，后来还以六甲之身　把我的采访录音整理成厚厚的采访笔记。这本书是我俩爱的记录，也是我俩爱的纪念。我俩　的宝贝女儿已经满月了。真巧，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正是她新生命的起点。我不想赋予什么　特殊的含义，只是希望我的女儿在下个世纪别再经历“文革”这样的悲剧。想想这其实不是　哪个人的事情，而应是整个民族的忧患所在。也正因为此，我要把这个题目继续做下去；第　三位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她那么认真地讨债，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的出版还要拖　后。现在，书终于可以在老舍先生1966年8月25日投太平湖的忌日前出版了，心中多了几许　慰藉。在此，我想再深情地说上一句：

老舍先生，您安息!

（此篇原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的前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