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人生何处不可采访，要体验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就是要把人生当成采访的对　象。

萧乾先生是我的文学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更是长我半百的忘年“老”友。先生的　仙逝，对我不啻失去了亲人一般。当我在北京医院D―214先生住了两年的病房向他的遗体吻　别的时候；当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随着告别的队伍默默鞠躬为他送行的时候；当2月24日　下午2点我看到先生化成一缕青烟飘逝的时候，我仍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先生真的撒手　西归，离我而去了。

从我1987年5月与先生结识，十二年来，他一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撑和最可以推心置　腹与之交心的朋友。我去安徽教书前，他叫我把一年的讲师团生活作为写作的起点。他说，　人生何处不可采访，要体验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就是要把人生当成采访的对象。那一年，　我同他的通信最多，常把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写信给他看。他每信必复，有时像批改作业一　样帮我修正英文翻译，更多的时候，是以他自己历尽坎坷、饱经忧患的人生经验，教我如何　设计选择好人生，珍爱生命，到自然的清新天籁中去寻找阳光的温暖，把我从抑郁中解脱出　来。他还鼓励说，我对生活的感触描述很细致，与曼斯菲尔德、契诃夫和早期的高尔基有相　近处，应当精读他们的作品。有些书信已经收入由我编选的《萧乾书信集》里，这是我们的　第一次合作。

在这之后，我开始编他的书，研究他的作品，写他的评传和传记。不算最近编选出版的　十卷《萧乾文集》，我还编过他的各种选本十几种。写他的书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　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坚持最后不看书稿，任我自由去写。正是这样的心态，使他“愿意把我　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先生新出了书总不忘送我，常在扉页上写几句话。他在送我的《萧乾选集》卷首写道：　“在文学道路上永远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它成了我的座右铭。真难以想象，要　是没有他带徒弟般的教诲、引导，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儿？会如此对文学情有独钟吗？我不能，　也从未想过只把文学当成谋生挣饭的一个职业，也没那份本事，她对我依然是崇高和神圣的　事业，即便忍了清贫、孤寂也要倾毕生的心力去追求。十二年间，我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每一　点成绩，在人生路口所作出的每一次选择，全都受惠于他。他的人生经验和睿智思想将使我　终生受益。

先生和夫人合译《尤利西斯》的时候，我时常替他们跑跑腿儿，帮着复印或借些资料书　。他送我书时，在扉页题写：“感谢你为此书付出的辛劳。”编他的《关于死的反思》时，　我在书前写了长篇的前言。书出版后，他在送我的书前题写：“世上选集编者，大都止于编　及选，很少还逐篇咀嚼一下。你属鉴赏型的编者。这样的编者，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更　欢迎、感激。”

因给先生编文集，他说我便成为帮他做总结的人。这我倒不敢当，我只想尽自己一份绵　薄的心力，一方面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如果能报答万一的话；一方面让这皇皇十卷文集本身　证明：萧乾是个什么人？这是对在那荒诞怪异的年代里，曾把他的作品诬为毒草的人们发出　的质问。

编《萧乾文集》给我一个重新认识先生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的微缩阅览室　查阅旧《大公报》时，才发现他年轻时并不像他说的那般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在战　时英伦发回《大公报》的特写来看，他的确是写得又多又好，而且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他经第　一手采访写成的。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　从微缩胶片上还原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他都忘记了。有许多文章，我也是在编选时第一　次读到，又惊喜又惭愧。惊喜是为我泡在故纸堆里的新发现，惭愧是为我对先生并没有想象　的那般了解。我感觉先生除了是一个真诚的作家，还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者，对后者我　原竟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我还难以忘怀有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玉渊潭畔散步，然后　再去文学馆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那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着　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心灵思想的两个夏天；那是我生命成长里充满了灵性的两个　夏天。先生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和他同时代作家文人的故事，那里面的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

和先生一起散步聊天，我也生出不少遐思。我想手头闲下来时，把那些思绪想法写成遐　思一类的东西，前边或许加上个“玉渊潭”什么的。哪知人老心健笔快的先生，早把他的遐　思抒写成了《玉渊潭漫笔――萧乾随想录》。先生说巴金讲真话的《随想录》比《激流三部　曲》的时代意义更伟大。套用先生的话，我想说他的这本同样讲真话的《随想录》，其时代　意义也超过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

先生在我眼里永远是一个真诚、善良、悲天悯人的可爱老头儿，他有时像个深刻的智　者，有时又像个任性率真的孩子。他也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坚强，有时脆弱；有时仗义　执言，秉笔畅怀，敢讲真话，有时又谨小慎微，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从他身上，我感受到　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受到内质软弱缺憾的一面。他也曾不遗余力地修改　自己的作品，以期适应当时的环境，但最后，他终于有勇气在文集中还原作品的旧貌，让历　史这位最公正的评判家去评判。

先生，您没有走。在我的眼前，您仍在您零乱的书房里奋笔疾书，谈笑风生。您坐在那　把破旧的木圆转椅上，歪着头，晃着脑袋顶上几根稀疏的银发，在对着我笑，笑得那么天真　，那么顽皮，那么诚实，那么智慧。我要伴着您的笑度过我的一生。能结识先生是我一生最　大的幸运。

(原载北京《晨报》1999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