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虽未写出过像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长篇巨制，但他的新闻特写在中国新　闻史上，也是自成一家，别有特色，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他们同是杰出的记者。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　萨斯城。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了毕生所从事的新闻　工作，在堪萨斯《星报》和纽约《太阳报》上崭露头角。以后在开往外洋的货轮上当过海员　，游历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一直为美国的一些报纸写稿。1928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革　命陷入低谷的时候，这位23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　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遍游了中国的　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和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做长时　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采访过甘地和其他印度领袖，但对印度感　到沮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并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　年的热河战争。

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是1931年到上海的，当时，她还　是个23岁的美丽姑娘。她曾发誓25岁以前绝不结婚。1932年圣诞节，她和斯诺在东京的美国　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两人离异后，斯诺在《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这样　描绘海伦：“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总　是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　，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　我的批评家”。

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斯诺最初来中国的目的也只是撞大运，但这个东方古老而神秘的国　度很快吸引了他，而且中国人民不甘屈辱抵抗日本人侵略的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更使他看　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上海，他结识了鲁迅、宋庆龄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很快他就成为中国　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曾把《活的中国》献给宋庆龄，并在题词中称赞她具有“坚贞不　屈、勇敢忠诚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30年代初期，通过同鲁迅的　交往，斯诺开始对现代中国文学有了兴趣，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五四”新文学，并开始把　鲁迅的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他是最早将鲁迅作品介绍到西方的人士之一。他和　鲁迅并非光谈文学，有一次他问鲁迅俄国式的政府对中国是否合适。鲁迅回答说：“我们当　然可以从俄国学习，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学习。但是对于中国，只能存在一种方式的革命，那　就是中国式的革命。”

1933年4月，这对年轻、热情的美国夫妇来到北平。斯诺在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燕京大学　任新闻系教授。此时，萧乾正是燕大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但他说，他进新闻系纯然是为了　混个资格好厕身报界。他对广告学、经营管理一类的课程，提不起兴趣，对于怎样挖空心思　、无孔不入地抢“独家新闻”的采访术也听不进去。令他听得入迷的只有斯诺所教的“通讯　特写”。

斯诺给萧乾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而且，重要的是，他　给燕大四平八稳的新闻教程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他从不在“什么是通讯特写”这个问题上　掉书袋。他不喜欢“先生讲，学生听”那传统呆板的教学法。他常把课堂变成气氛热烈的讨　论会。

斯诺跟萧乾强调，新闻同文学并不是两码事。如果说前者是摄影，后者是绘画，难道不　能从摄影里学到点取景的角度，学到运用明暗的对比吗？更何况两者的素材都不能离开生活　本身。他还讲到狄更斯和萧伯纳早年的记者生涯。他举一篇描绘一艘巨轮在太平洋沉没的特　写为例说，作为消息来报道，也许五十个字就交代了，但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渲染了甲板上极　度紧张的气氛，刻画了各种乘客在惊慌中的神态和心理。像这样好的文字写生，对写小说该　是多么好的准备！

萧乾正是把自己的特写喻为用文字绘制的素描写生。而且，他还由此逐渐明确和坚定了　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说他写作的终极目标还在小说上，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需要在所有职　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所以他选中了新闻事业，并特别相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　生涯，借旅行和职务扩大生活视野。

斯诺比萧乾大8岁，他们很快成为朋友。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有一　段提到斯诺：“当时在中国的洋人，不论是外交官、商人还是传教士，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　。也许这同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叛逆者，如《上海――冒险家　的乐园》的作者密勒。斯诺应是另一个叛逆者。只是他的着重点不在于揭发列强在华的劣迹　，而是对中国人民摆脱落后现状所作的努力，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30年代，斯诺同当　时在华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记者以及英美的一些“中国通”之间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中国对日本侵略者会不会抵抗。当时，无论华盛顿还是伦敦，都认为在强大而蛮横的日本侵　略者面前只能低头。他们把中日两国海陆空军的实力一对比，太悬殊了。尤其看到蒋介石以　不抵抗为实质的“安内攘外”政策，就更认定中国只会妥协，不会抵抗。他们从自身做生意　的利益出发，只希望日本在方式及侵略的速度上，能“克制”一些而已。然而他们光计算了　飞机大炮的数目，却忽略了真正决定胜负的因素：战争的性质和人心所向。

斯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中国的热爱往往超出许多中国人自身。他如饥似渴　地追求真理，不肯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也由于他具有一颗正直的心，能在地平线上瞥见　一道曙光。所以，他能用他那真实而生动的笔，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中国必将披荆斩棘，脱　颖而出。继沈阳事变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闸北对中国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当　时南京政府下令当地驻军19路军不许抵抗。但该军在蔡廷锴将军的领导下，并没照办，而是　奋起抵抗，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的赞扬。斯诺自始至终　采访了那次战斗，并在次年出版的《远东战线》一书中预见，“一？二八”事件将在全中国　人民心中产生旷日持久而且无法改变的影响，它使大多数中国青年相信，中国人民只要在共　同捍卫国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斯诺是位谦和、有吸引力的美国人。1933年至1935年间，他在海淀的家成了许多文学家　、艺术家聚会畅叙的沙龙。萧乾和杨刚也是那里的常客。当时，斯诺正在编译《活的中国》　。他在上海时已在鲁迅的关怀和姚克的协助下编好上集，其中选译了鲁迅的七篇小说，并附　有斯诺所写的鲁迅印象记。为使这本选集尽可能反映现代中国小说的全貌，他约请萧乾和杨　刚帮他选译下集，因他早就知道萧乾在1930年同安澜合编过《中国简报》。下集编译了鲁迅　以外一些作家的小说17篇，计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泥泞》，丁　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　大连丸上》、《第三支枪》，林语堂的《忆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茑萝　行》，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的《日记拾遗》和沙汀的《法律外的　航线》。失名即杨刚，《日记拾遗》是她直接用英文写的。

对于编选作品，斯诺自有他的标准，他不喜欢那些描写大都会生活，披上漂亮词藻外衣　的“流线型”作品，他赞赏那些有揭露性、谴责性，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文字粗糙点　没关系。因此，斯诺坚持要收入萧乾的《皈依》，它揭露了基督教这一精神鸦片对善良灵魂　的毒害。后来，斯诺告诉萧乾，有些美国评论家认为，似乎这篇小说比他的其他小说有意思　。

斯诺在燕京教书时常说：“作为旅华的外国人，我们享有优惠的汇率，可以过得十分舒　服，享有领事裁判权。有些人以为中国不会再变革，并且也希望就这么下去。但是在这海市　蜃楼后面，一种谋求翻身的全面革命正在这个古老的社会中酝酿着、沸腾着。”他编译这部　小说选，旨在深切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以第一手资料来证明存在着一种在广　泛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承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　通过编译《活的中国》，斯诺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自己，他们是以什么为生活目的　；中国与日本及西方关系中所遇到的暴力，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留下怎样的印象。总之，　他不单单是为搞一部文选，而是通过它，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向西方介绍正处在激　烈变革下的中国文化，展示受难中的中国人的灵与肉。

斯诺在《编者序言》中说：“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她是生活在一个动**　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斯诺目睹了一个正处　于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民族的斑斑血迹，同时也欣喜地发现了这个民族倔强、顽强的灵魂　。这个民族曾经那么优秀，创造了足以在世界面前炫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可眼下，她　那母亲般博大丰满的躯体正艰难地忍受着侵略者践踏的痛苦，强奸的屈辱。另一方面，斯诺　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　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　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　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彭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　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同斯诺一起编译《活的中国》，给萧乾上了系统的翻译第一课。斯诺对于译文，要求尽　量贴近原文。他认为，一个译者一定得把握原作后才可着笔，要把自己的理解用最准确无误　的语言传达出来。这对萧乾后来的文学翻译有一定影响。他像斯诺一样，对文学要求非常严　格，讨厌冗长散漫的句子，注重节奏，将生吞活剥式的翻译看成是犯罪。这些特点都能从日　后萧乾流畅传神的译文中看出来。

斯诺夫妇不仅同情、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积极参与学生的爱国行动。1935年12　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抗议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又进一步侵占华　北，还要像满洲国那样，建立傀儡政权。他们不但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还跟着一起高　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有他们这些外国记者，军警　没有开枪。“一二？九”那天，萧乾正在天津，第二天赶回北平，同斯诺夫妇一起去医院看　望被打伤的学生。萧乾的第一个妻子“小树叶”也受了伤，头上缠着绷带，躺在宿舍里叹息　。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当局对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严加封锁，是斯诺把事实真相传播　到全世界。

1936年春，萧乾到了南京，访问了被蒋介石从泰山请下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对刚刚发生的学生运动表示热情的声援和支持，严正谴责了日本关　东军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同时，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萧乾连夜赶写好访问记，寄回天津，却压了很久才见报，而且被改得面目全非。一天他刚好　在上海南京路上碰到已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斯诺，就把这事讲给他听。他马上要萧乾写信　，介绍他去采访冯将军。不久，日本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冯玉祥向美国记者　斯诺发表对日本不友好的言论，煽动反日，并要求赔礼道歉。

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已是1944年秋。同是美军随军记者的萧乾和斯诺在瓦砾还冒　着烟的巴黎的斯克里勃旅馆走廊里不期而遇。当时巴黎刚刚解放，萧乾正准备随美国第7军　一道挺进莱茵。老友聚首，格外亲切。斯诺　一直眷恋着灾难深重的中国，思念着他在中国　熟悉的一切。他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几十年后　，海伦对萧乾说：“我认为一百多年来，在各个时期，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　是天然的仇敌。”斯诺还祝愿战后的中国能走上民主之路。在那家暂时充当随军记者招待所　的旅馆里，萧乾还见到了一位传奇性的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

解放以后，萧乾惟一一次见到斯诺，是在1970年某天的《人民日报》上。斯诺和毛泽东　、周恩来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此时萧乾正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实，斯　诺从未忘记他的这位学生、朋友。他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书《民主与专政》(The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一章中写道：“在被从原单位　遣送到人民公社去劳动的‘右派分子’中间，有留英的小说家及编辑萧乾。他是我在燕京大　学时期结交下的老友。他不幸当上了《文艺报》的编辑，那家刊物曾发表了一些攻击党内文　化领袖及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席间，我遇到老舍（《骆驼祥子》作者，原名舒舍予）。战　时，他的书曾在美国被评为每月最佳著作。他总算躲过这一麻烦。如今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了。我向他问起萧乾的近况。他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　经毫无兴趣。对于这一性格的改变，我是难以想象的。老舍坚持说，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　员被遣送到农场去劳动。”(第389页)1970年书再版时，斯诺又在这段话下面意味深长地加　了个脚注：“就是这位老舍，1966年被红卫兵攻击为修正主义者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时，自杀了。”

斯诺从来不是追逐热门新闻的记者，他总是通过认真观察，靠自己敏锐的头脑探寻事物　的本质。他没有偏见，而是一直有着自己的信念、原则和伦理。他是站在受压迫、受奴役者　的一边。他对国际事物有惊人而准确的判断力，早在1936年6月，他就在《星期六邮报》上　预言：日本不久将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　民主义必将灭亡，并认为无论中国或南斯拉夫都不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1948年，当南斯　拉夫果然对莫斯科宣告独立时，他又在同年12月18日的该报上预言：从长远看，中国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把民族利益从属于莫斯科。中国将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莫斯科指挥的大国。从这　一点来看，斯诺真不愧是中国最知己的朋友。

萧乾从斯诺身上，学到了作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对于国际事物，他绝不能作壁上　观。他必须认真观察，并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是侠胆义肠的，坚决站在受欺　压者的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　真理。萧乾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以富于正义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五光十色的人生大舞台上　，真实报道，实录风云，同情弱者，揭露黑暗，匡扶正义，弘扬真理。他还认为新闻记者应　当戒除宗派主义，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感，不能只注重过眼浮云的小事，也不能仅仅是接受官　方的公告和数字。开课培训创造不出杰出的记者，要给他们充分的采访自由。只有在实干中　学习，新闻记者的调查和创造职能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萧乾虽未写出过像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长篇巨制，但他的新闻特写在中国新闻　史上，也是自成一家，别有特色，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他们同是杰出的记者。

(原载《名人》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