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萧乾这两位文化老人，都在晚年度过了自己创作生命历程中的第二次青春，结　出辉煌的金秋硕果。

萧乾说比起他文学上的第一个师傅沈从文，巴金对他的感染则更广泛。巴金那悲天悯人　的情操，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激励和感染着他。在长达六十多年　的时间里，巴金对他始终如一位爱护弟弟的兄长，即便在他落难时，巴金也从没觉得受了什　么牵累。他们的友谊是恒温的。

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来到北平，住在沈从文和张兆和婚后的新家。10月中旬，沈从　文写信告诉萧乾，他的小说《蚕》将在《大公报》上发表。兴奋不已的萧乾接到信后，立即　从燕京大学赶往城里的沈家。沐浴在秋日暮色中，他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欢欣。他的创作生涯　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沈家，萧乾意外碰到了巴金。那时，他和沈从文都已是中国文坛著名的青年作家。这　以前，萧乾读过巴金的《灭亡》，它讲述的是一个青年革命者“爱与恨的浪漫故事，就无政　府主义的狂热来说，《灭亡》胜过了巴金后期的一些小说”。

萧乾喜欢《灭亡》，是因为自己与里边的杜大心颇有相似之处。除了对革命的狂热以外　，杜大心“是一个敏感的小孩，会为着被宰的鸡而流泪，同时，也同样是在早年尝到丧母之　痛”；萧乾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童年时与寡妇妈妈尝够了凄惨的生活，他同样生性敏感、　忧郁，热爱小生灵，也会为它们伤心地流泪。杜大心长大后爱上表妹，可表妹屈从于父母亲　的意志嫁了别人；萧乾在汕头爱过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后来，她却在恶霸校董的**威下　，被迫牺牲了爱情。杜大心投身革命以后，又有李静淑深深爱上了他，杜大心最终走向“灭　亡”；而当时年轻的萧乾正欲“新生”。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巴金把他那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赋予了杜大心。他憧憬一个美好　社会的出现，那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民幸福的新世界。但同时，杜大心身上又有“恐怖　主义”的因子，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撞击黑暗，结局只能是悲哀的“灭亡”。萧乾心中也　渴求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事实上，萧乾和巴金一样，同样是个具有悲　天悯人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两颗年轻、真诚的心灵一经碰撞，便由此结　下了终生不渝的友情。

萧乾经常读到巴金热情、优美、流畅的文字。这次结识巴金，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在以　后的人生旅途中，他不断得到巴金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有时还包括责难。

几天后，巴金住到燕京大学蔚秀园的朋友夏斧心家。萧乾知道后，就去看巴金。他们一　直谈到深夜。深秋萧瑟的蔚秀园里飘**着两个充满春天般温暖的声音。他们兴致颇浓地谈着　彼此纯洁、顽皮的童年生活，善良和朝气中流露出一般忧郁。萧乾向巴金提起华林那本《新　英雄主义》对他个人自我奋斗思想的启蒙，以及受它影响搞的一次“要求平等权利”的失败　的罢工；巴金也向他讲到“安那其主义”对他思想的浸透，以及希望消灭不合理制度的愿望　。

“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安那其”是译音。有学者认定，“巴金”这个名　字是两位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结合，这本身即反映出两位无政府主义　者对他思想上的影响。但巴金似乎从来没承认过。他最早接触无政府主义理论时，还是个十　五六岁的孩子。那时在他心目中，如果社会前进需要一场彻底打破旧制度的革命，那它的最　终奋斗目标应该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无政府”并非意味着混乱和无秩序，它的　理想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类的和谐。这恰恰与巴金的思想相吻合，他并不赞成安那其　主义中极端、虚伪的个人主义表现，而更注重追求道德的完美和互助、正义、自我牺牲的利　他主义。

萧乾从未像巴金那样系统、全面地阅读、译介、研读过无政府主义理论，更谈不上有什　么成体系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他心目中朦胧的理想图景，却正与无政府主义者所描述的相　一致。特别是结识巴金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画面，在萧乾脑中也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可这毕　竟是两颗躁动的灵魂，空有美好的理并不能真正找到归宿。

巴金在创作上给了萧乾许多启示和影响。他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说，他　早在《我与文学》一文中就提到，有一位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写文章否认灵感与天才　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而且给正在踌躇的人增添了勇气　。这位前辈就是年龄上仅比他大5岁的巴金。巴金对他最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　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从巴金那里，他还懂得了伟大的作　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步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　人生的某一方面。

事实上，萧乾相当数量的小说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但他从没　像巴金那样塑造一系列生活在广阔的社会、政治场景下的典型人物，如高觉新、高老太爷、　瑞珏、觉慧、汪文宣、曾树生等。他说他缺乏巴金组织长篇架构的能力，也没本事像巴金那　样，在精细、绵密的情节设计中刻画人物性格。或者说，萧乾写小说是凭才气，少了耐心的　锤炼。他早期的小说风格上还是更趋向沈从文，不太注重情节和人物描写，努力捕捉人物自　身的感觉。与沈从文不同的是，他善于将象征意味融进小说。

巴金是个勤奋的作家，长篇小说在他创作中占很大比重。对比来看，萧乾在小说创作上　疏懒多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短篇小说上，惟一的长篇《梦之谷》是篇情节简单、人物不多　的自传性诗意小说，其动人处在于施托姆式地抒唱了一部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巴金注重在　大题材上做文章，如《家》以众多人物纠葛的展现和跌宕有致的情节发展，揭示封建家长制　和旧礼教对青春、爱情和生命的践踏、摧残。萧乾太过于回味“自恋”亲身的经历了。

巴金和萧乾写起散文来，都有意把散文当成诗来写，优美、深情而富哲理和象征的寓意　。从巴金作品里，你能感到一种热烈、善良、正义而严肃的温情。透过萧乾的作品，你仿佛　能看到一张敏感、幽默、顽皮而睿智的笑脸，那笑是真诚的、深刻的，含着忧郁的。我当然　无意对比巴金与萧乾文学上的异同，只想说明巴金对萧乾的影响主要不在创作上，而在他那　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正直、坦诚和高尚的人格，还有安那其主义中积极美好的成分。　这些对萧乾的为人为文产生了深远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巴金在北平呆了近一个月，其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会晤了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石川四郎　，并与一起北来的靳以和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郑振铎共同创办《文学季刊》，编辑部设在北海　、景山之间一座幽静的小四合院里。萧乾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常来的还有曹禺、李健吾、　曹葆华、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等。当时，北平文坛最活跃的人物还有胡适、周作人、梁　实秋等。《文学季刊》的创办为沉闷的北平文坛注入了活力和朝气。

1934年1月，巴金回到上海。3月，又到北平，经常与友人见面。10月，前往日本。同月　，《水星》杂志在北平创刊。萧乾有不少小说在这份刊物上发表。

萧乾初进《大公报》编《小公园》时，巴金正在日本。1935年8月，巴金回到上海，任　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6年初，萧乾自天津赴上海，参与筹办沪版《大公报》。刚到上　海时，经巴金介绍，萧乾有幸会晤了鲁迅。

同巴金过往最密切，是在1936年到1937年这两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当时，萧乾负　责编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大公报》文艺版，并主持《国闻周报》文艺栏。与此同时，上海还　有孟十还编的《作家》，靳以先后编的《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中流》和黄源编　的《译文》。那真是文坛热闹的两年。

1936年8月，萧乾与“小树叶”结婚，他终于第一次有了个家，陶醉在爱的温馨和忙碌　的编务中。上海有些文坛的朋友在饭桌上，常戏称巴金是萧乾的“家长”。他晚年回忆起来　说，家长不家长的，反正那两年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巴金潜移默化的指引。

1936年9月，是吴鼎昌和旅日同窗胡霖、张季鸾合作成立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　周年，报馆决定大举纪念。萧乾记起读新闻系时，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年一度　的普立策新闻奖，颁给业已出版并有初步定评的现成作品。于是，他向胡霖建议，仿照此办　法，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并出版一部《大公报小说选》。萧乾邀请散居各地的杨振声　、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和凌叔华为评判委员，　评审意见由萧乾沟通协调。

1937年5月，公布了获奖者：小说是芦焚的《谷》，戏剧是曹禺的《日出》，散文是何　其芳的《画梦录》。萧乾根据各评委的意见，同时公开发表了对获奖者的评价：

一、《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　，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　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　，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二、《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　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势　确切的人型”。

三、《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　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　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同年秋天，由林徽因从两年来《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选编成的《大公报小说选》出　版。到此，《大公报》评奖结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设立文艺评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的《大公报》在报道这一噩耗的同时，还刊登了王　芸生写的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对鲁迅进行攻击：“他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　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可惜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　，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萧乾愤怒了，他立即找到胡霖提出辞职。巴金也愤怒了　。那还是萧乾头一回见他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的巴金　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当即表示支持他抗议并辞职，还邀他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的　作品，以免生活之忧。

针对这么激烈的反应，报馆只好采取补救措施，要萧乾另修一文。他这样写道：“‘五　四’以来，万众青年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战　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　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悲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　。但我仍坚信他将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　隶的人，就会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1937年7月，萧乾刚游完绮丽的雁**山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报馆即　派萧乾飞到北平，随记者团去了趟宛平。回沪后不久，又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　展开。萧乾曾跟随战地记者跑了几趟闸北和大场，在外滩目睹过中国飞机轰炸日军旗舰“出　云号”。

很快，《大公报》缩编减版，萧乾这位曾几何时的“红人”，亦被解雇，自谋生路。就　这样，他和刚从日本赶回来的“小树叶”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在汉口遇到了逃亡的杨振声和　沈从文，他们便一起流亡到长沙，后又去昆明。不久，萧乾收到巴金的信，告诉他《梦之谷　》将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书系。要不是巴金的督　促，他恐怕无意于浓浓战火中，觅得片刻的超脱，去重新拾起自己那甜美而破碎的初恋梦。　他担心有人误以为他竟能于民族危亡关头，沉溺于个人昔日的伤感，随即加了一篇短序，赞　誉了台儿庄、娘子关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

困居昆明的几个月，是萧乾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他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　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有一天走过威远街一家西药店，竟错把专治妇女月经症的药当成治郁　闷症的药买了回来。1938年8月，胡霖突然从香港发来电报，一为去年在上海遣散同仁深表　歉意，二是要他立即去香港，共同筹办港版《大公报》。

胡老板的电报驱散了萧乾的黑暗心情，使他亢奋得不能自已。他匆匆告别了结婚才两年　的娇妻，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一下子爱上了年轻、漂亮，弹得一手好钢琴的雪妮。面对充　满青春活力，洋溢着女性魅力的雪妮，他遗弃了温柔、善良的“小树叶”。

1939年9月1日，萧乾离开香港前往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伦敦，直到1946年回国，他向国内　发回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特写和通讯。那些新闻特写是萧乾文学创作中的重　要成果。其中《见闻》和《南德的暮秋》是巴金从国内的报纸上剪下来编辑出版的。如果不　是巴金不辞辛苦，萧乾在国外写的许多东西也许就变得零散了。

1946年，萧乾回到上海后，巴金那时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他则住在北郊复旦大学　，担任英文系和新闻系的教授。由于住得远，他们见面不多。而那两年，正是萧乾平生一段　“迷茫”的日子。

解放以后，萧乾在北京，巴金在上海，每次见面多是巴金因开会或出国而来北京。最使　萧乾难忘的是1957年7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早晨，他接到通知，下午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会。　那时，他已在《人民日报》头版被点了名，心情很灰，感到惶恐，哪还有勇气去开会。但因　是周总理召集的文艺界的会，他只好垂了头，哆哆嗦嗦走进紫光阁。还没进大厅，巴金就跑　过来，坚持要和他坐在一起。他的心情可紧张了，因为他看到兴致勃勃的左派们都坐在了前　排，后边坐的全是挨了批的。他赶紧悄声对巴金说：“你不该坐这儿，这不是你坐的地方。　”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他说：“别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　，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不要失去信心。”直到周总理走进大厅叫巴金　坐到前排，他才离开。谁知这一别竟是遥遥二十载。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毋宁是一场洪荒灭顶之灭。萧乾在灾难伊始就沉没了，　巴金却还在政治风暴中努力挣扎。他在1961年给刚从农场调到出版社工作的萧乾写信时，还　要他好好接受教训不可放松改造。紧接着，他自己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也一下子成　了文艺界的反动权威、罪人和革命死敌。1968年夏，上海作协曾派人到北京找萧乾调查巴金　，他当然老老实实地交待，调查大员却瞪圆了眼，说他美化“死敌”。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以后，就公开宣布了自己对余生的安排，并提出写作计划。他还　写信鼓励萧乾：“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　（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分小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　化场，不要紧。”后来又来信说：“对你，我的要求是：80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　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的长处。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　后的五年。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世后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该看穿了吧　。”

巴金和萧乾这两位文化老人，都在晚年度过了自己创作生命历程中的第二次青春，结出　辉煌的金秋硕果。巴金完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化具有丰碑意义的《随想录》。萧乾在评价巴金　对20世纪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时说，巴金在80年代问世的五本《随想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　，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种，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内容，就是向读者**自己的内心世界，　通过自我揭发和自我否定，从而用亲身的实践来提倡说真话。他说，有什么不比上下肝胆相　照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大业呢？

萧乾晚年不仅把文学回忆录写成了巴金式说真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以80岁的　高龄与夫人一起把享有“天书”之誉的意识流名著《尤利西斯》译成了中文。

1993年12月，萧乾在《收获》上读到巴金的文章《最后的话》，感到不舒服，他首先是　对“最后”二字摇头。他马上致信巴金：

我要学健吾。他是死在书桌上的，不知他当时手里拿没拿着笔。我认为这就是文字工作　这个行当比其他（包括科学）的优越性。我们确实可以写到最后一息……胸中那么多爱和恨　，那么关心同类的你，能搁笔吗？我当然不是劝你在自己生理情况不适时还硬了头皮去动笔　。我只是说，不要这么把笔“封”起……建议你把“最后”二字从思想上抹掉。

我不是说吗，论器官状况，你会活得比我长。我除了心脏，肾也是个大患，只剩下一　个，而且它的功能往往只有三分之一。我是既准备随时辞世(因而对死不再畏惧)，又尽一切　努力活得长，活得欢实。凡能延长寿命的，我都去找，去用。到非死不可的时候就死罢了，　但在那之前是，我要把它置之度外。

芾甘，希望你再为《收获》写一文，题目最好表明：这不是最后的。

收到信的巴金在1994年1月4日写来答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意死在书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　闭上眼睛。我写文章，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说封笔，也可以再拿起笔。我绝不束缚自己　。为了写作，我挨了一生的骂，同样我也骂过别人。但并非为了骂人才拿起笔。我想写《再　思录》，也只是为了讲真话。我是这样想：讲真话不一定用笔。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　的目标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读者。如果拿着笔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无法　掏出心来。我不愿意向读者告别，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这个事实。有意识地向读者告别　，也许有点悲观，但是我讲出自己那些心里话，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　。

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束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

巴金与萧乾，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都住在医院里。他们见不了面，互相牵挂着　对方。萧乾过一段时间，就会不由自主地给巴金写信。萧乾在去世前的半年里，一共给巴金　写了5封信。他常做梦，梦到巴金和靳以，想起三座门《文季月刊》编辑部的往事。他感叹　自己在20岁出头就结识了巴金，是他一生莫大的幸运。

1998年3月28日，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巴金写完了致萧乾的信，这是他写给萧乾的最　后一封信：

乾：

信收到，谢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恼恨自己没有　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　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就像你站在我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到的你也应该　做得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

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账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问　候文洁若。

芾甘

3月28日

遗憾的是，这封弥足珍贵的信的原件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萧乾为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　着觉。他一定是在责怪自己粗心，没有好好收藏保管好这封信？幸好巴金的家人发信前，留　下了复印件，由李辉发表在1999年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需要在此说明一点，萧乾夫妇曾一度误以为将此信交给了我去复印，是我弄丢了。我　一再解释，我连这封信的原件都未见到。而且，以我在文学馆的工作性质，绝不允许犯这样　的错误。自打结识萧乾，我便给他当起了助手。经我手征集到文学馆的书信、手稿数百件，　没有出过一次纰漏，尤其对像这么重要的文物级别的手稿，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对任何一位　作家征集对象，我从来都是谨慎加小心的。晚年萧乾有时很固执，为此事，我们之间发生了　一点不愉快。但他很快就相信了我。萧夫人是过了许久，才好像真正相信我绝对干不出这种　事。她似乎回忆起来，这封信萧乾有可能交给了那几天先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的一位也算　亲近的友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这位“友人”别再因私藏着这封信，而受良心的谴责，　尽快把它交到主人的手里。

1999年1月22日，离萧乾去世还有二十天，他给巴金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　了对巴金的思念之情。他听说公木和叶君健都因跌跤而身亡，所以请巴金出入务必有人搀扶　，多加小心。

萧乾过世以后，巴金的家人一直没敢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怕他因情绪波动而影响病情。

说真话的巴金，是萧乾一生的朋友。

(原载台湾《中央日报？长河》1996年1月18、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