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怀揣梦想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活得厚重而充实。了凡更是这样的人，为了心中的那个理想，一生在求，一生在做。当初，孔先生算出他的人生只有53年的长度时，他“澹然无求矣”，及至遇到云谷禅师，他才重新看清了人生的路标，淡化了人生的长度，转而追求人生的厚度。

余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

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听了凡与云谷禅师的问答，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开悟。

上面两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我问；孟子曾说求就可以得到，说的是我心里能做到的事情。譬如说道德仁义全在我心里，我立志要做一个道德仁义的人，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若是功名富贵，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

云谷禅师说：孟子的话说得没错，错的是你的理解。六祖慧能大师说，所有的福田都决定在各人的心里。只要从心里去求福，没有感应不到的。能向自己心里去求的，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也能求到，所以叫做内外双得。一个人，若不能检讨自己，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那么，是否能得到，还是要听天由命，自己毫无把握，这就合了孟子所说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所以，能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不必乱求。倘若你一定要求，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因为过分的乱求、过分的贪得，为求而不择手段，那就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也失掉了，这就是内外双失，所以乱求毫无益处。

这段话说得有些艰涩，很容易让人在究竟求与不求间、内求与外求间、求表与求里间无所适从。环顾我们身边，自称信佛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他们将手串、挂件当作信佛的道具，带着极强的功利之心，在不检点个人言行的情况下，恨不能念叨几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换来一生的荣华富贵。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不要把佛信得那么痛苦、那么不堪。生活喂给你的苦，你不能指着佛去替你消化。不要怀着一颗欺瞒的心、侥幸的心、贪婪的心、怯懦的心、绝望的心觍着脸向佛讨要一个不可能的未来，不要指望着佛会奖懒罚勤、扬恶惩善、媚富欺贫、好愚恶贤。佛若那般蒙昧昏聩，佛就不是佛了……快乐地信佛，快乐地信自己身上善的力量，快乐地安妥那颗洁净如莲的心，在恼人的尘世喧嚣中听到佛音，闻见佛法，悟透佛理，从而慈悲地面对，智慧地领悟，宽容地接受，勇毅地改变，常怀利他之念，把一种缺乏禅意的生活过出氤氲禅意，在人间烟火味中潜心修行，使菩提树常绿，明镜台常洁——这样，你就与佛相互拥有了。

这样的体悟与《楞严经》中的观点异曲同工：阿难说自己曾希望如来能送他什么好轻松成佛，但在佛的开导下明白了必须自己修行以及功德是无法赠送的道理。

读多了经典，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其实是息息相通的，都是在用故事解释道理，用实例点醒后人，用教训杜绝愚行，用分析催生联想。四百多年前的了凡幸会云谷禅师，终以“四训”传世；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张良幸会黄石公，终以《素书》安邦。与《了凡四训》不同的是，由于五百多年的地下沉睡，《素书》显得愈加神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素书》就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微信大全或者一大锅心灵鸡汤，只不过这锅鸡汤比别的鸡汤不仅口味重，而且分量重，心情重，涉及了江山社稷、荣辱进退、官场智慧等一大波人生的大事件，再加上那些打打杀杀、悲悲惨惨的佐证案例，就更显得与众不同，从而被当成了百搭教科书，施政术、驭人术、理财术、经商术都能穿越历史的天空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依据；读者更是尽可各取所需，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大那一串思想的泡沫，就像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

《了凡四训》一万来字，《素书》不过区区1336言，说它“历观遽古，以至于今”，是因为其中触类旁通的道理和纲举目张的原理。它们的共同贡献，就是将生存智慧这一人类最高级的智慧诠释得鞭辟入里，从而成为一张简明易懂的活出厚重人生的说明书。

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县出了一件当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与邻居吴秀才为争墙基地打官司的奇闻。当时，张英家要盖新房，地界紧靠吴家。吴秀才要求张家中间留路以便出入。张家说，他家的地契上明明写着“至吴姓墙”，我们按地契打墙没什么毛病，就算留路，也该两家同时后退几尺才对。此时的张英父子同在京城为官，老家事务交由管家打理。管家自恃是当朝高官家的总管，如此建墙又有据可依，便未理会吴家的要求，按照原定方案沿着吴家的墙根砌起新墙。吴秀才也是倔脾气，眼见张家的墙越砌越高，一纸状文告到县衙。

穷秀才状告当朝高官，而且事由又显牵强，亲朋都劝吴秀才赶紧撤诉了事，但吴秀才坚持将官司进行到底。管家一看事态失控，连忙写信禀告张英。不久，张英回信，纸上只有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管家明白了主人的意思，马上告诉吴秀才，张家准备明天拆墙，后退三尺让路，并且把张英的这首诗拿给吴秀才看。吴秀才感动地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张尚书真是好肚量。”第二天一早，张家动手拆墙，后退三尺。吴秀才见状也把自家的墙拆掉后退了三尺，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百来米长、六尺余宽的巷子，被后人称为邻里和谐互让的“六尺巷”。

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的张英的人生之厚源于他的学识。谄媚权贵是人类共同基因，是他的学识让他深知人敬人高的道理，并且甘愿放下身段身体力行，为历史留下一段可供时时回味的佳话。

西汉刘向在《说苑·建本》中，记录过一段晋国国君晋平公与盲人乐师师旷关于学习的对话。

晋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按照师旷所言，少年时好学，如同早晨刚出的太阳；壮年时好学，如同中午时的太阳；年老时好学，如同点燃的蜡烛之光。蜡烛之光和暗中行走，哪个更好呢？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才会不断加厚人生之基。跨越千年的先贤们也纷纷就人生的薄与厚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老子说，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孟子说，於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於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

刘向说，以人之长补己短，以人之厚补己薄。

苏轼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吕坤说，侍人要丰，自奉要约，责己要厚，责人要薄。

弘一说，德厚者见人皆可取，德薄者见人皆可憎，宽厚者毋使人有所恃，精明者不使人无所容。

《菜根谭》说，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这些散发着思想光辉的论述无须译成白话文，它们都是浅显的表述，深刻的道理。把厚书读薄了，人生就跟着厚了；把新书读旧了，人生反而历久弥新。把厚书看薄了是因为找到了方法，把薄书看厚了是因为学会了思考。

还有一种人生之厚是源于胸怀。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的座右铭是“吃必要的苦，耐必要的劳”。这何尝不是岁月的参悟？走钢丝的人为什么都端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因为平衡需要长度。只有那些用时间沉淀下来的真知才可能撑起人的胸怀。

参观过中国画院的观众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齐白石展厅，多幅名作都是半成品，偌大张宣纸上面，只是孤零零地落着一只工笔的草虫。原来，白石老人步入知天命之年后，担心手力和眼力日渐衰弱，就预先画了很多幅蟹、鸟、蝉的半成品。80岁后，每逢求画者，他就取出一张半成品来，添上几笔花草，一幅意境优美的上乘之作便告完成。白石老人的胸怀里装满了远见，在自己厚的时候，就为日后的薄做好备份；而日后的肌体上的薄又被精神的和功力上的厚完美弥补。有了这样的厚，很多“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劫”都会迎刃而解。

再有一种人生之厚是源于修养。

“富而不贵”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病。GDP飞奔，生活水准飙升，当年曾经遥不可及的几转几响几大件几条腿（指自行车、手表、录音机、冰箱、彩电、组合家具等）现在简单到月购一件绰绰有余，但是，应该与这些硬件同时出现的教养却迟迟没有跟上。其中，最为典型也是反差最为强烈的就是很多人居然没有能力做好一名观众。

我的观演“遭遇”比较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参加一个答谢别墅业主的综艺晚会，虽属企业行为，但舞美、灯光、演员均在一流水准，遗憾的是，坐在身旁的两位时尚少妇每人膝头放了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满满一兜瓜子，她们兴致盎然地边嗑瓜子边聊天，声音有时候甚至盖过台上的演员，这样的雅兴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其中一人说了句“别嗑了，要不该上火了”才算作罢。

还有一次是在大剧院欣赏话剧，坐在后排的几位观众全然不顾跌宕起伏的剧情和聚精会神的观众，没有耐心等到幕间休息，一次次抱着厚厚的防寒服从后面转移到前排的座位，更有几位索性将随身物品委托给同伴，自己从侧门走出去抽烟、如厕，任凭两扇应急门被一次次推开，让那深冬的寒气和走廊的强光倾泻而入。也有“好事者”据理力争：“出去聊天好不好”“就不能先不接电话吗”，但是，伴随着这个艰难的交涉过程，那观演的享受早已飘然而去。

“好事者”的诘问的确代表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心声：有些人日理万机还来欣赏艺术固然精神可嘉，但一场戏不过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难道就忙到不接这个电话就会世界崩塌的程度？人有三急无可厚非，难道就不能根据演出时长合理安排自己的饮食？

按说，肯挤出时间走进剧院的人至少是愿意在艺术氛围中被熏陶的人，何至于在言谈举止方面如此不堪？国家旅游局曾经发布中国公民出境提醒，倡导文明出游，特别是不能将十大不文明行为带出去，其中的垃圾随手丢、对“禁止拍照”标志熟视无睹、对“严禁烟火”标志置若罔闻、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如厕不讲卫生甚至随地大小便、见缝插针不排队六项已经远不局限于景区，就是在高雅的演出场所也屡见不鲜，那么，这些不文明观众为什么总是将成百上千观众聚会的剧场误以为自家的堂会而随心所欲呢？

我以为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很多人心目中长期存在的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的习惯性混淆；二是公民尊重教育的极度缺失；三是观演制度的过度宽松。前两个原因属于道德层面，一个人，唯我独尊惯了，自然心无他人。第三个原因属于法规层面，不守公德的观众，在黑漆漆的剧场里，顶多遭到前后左右的白眼，并无相应的法规约束他们的出格行为。相形之下，飞机上的瘾君子们为什么就能管住自己？考试时，为什么手机控们都会乖乖地将手机交到讲台？还不是因为有相应的处罚条例冷冰冰地摆在前面？也许有人会说，看个演出总不至于先行搜身吧？和旁人聊个天总不至于行政拘留吧？当然不会。但我们的“观演须知”中不许吃带皮食物等条文还只是停留在规劝范围，并没有上升到法规的高度，因此总是显得无力而无效。其实，稍微严厉一些的惩治手段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观演权益，同时也会有效加快良好习惯的形成速度。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有钞票者仅为富，有担当者方为贵，富而不贵是因为缺乏责任，高而不雅是因为缺少教养，而责任和教养的生成，仅靠温和的提醒远远不够，必须辅以有力的制约。

观众买票看剧，是为了感染愉悦身心、**涤灵魂的艺术魅力，这其中当然包括良好的观演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做个好观众比做个好演员未必容易多少，因为，一分习惯成自然的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友善，需要十分的素质滋养。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说：“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万贯缠身却素质低下的人生，永远与厚重无关。修养修养，关键在“养”，而这个“养”，需要长期的坚守与浸润。

新东方流传着一个“底蕴的厚度决定事业的高度”的说法。它们的观点是，一个词汇量只有100个的人，很难理解词汇量达到1000个的人是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这两种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爱”“溢满”“世界”这三个词的意思，那他永远也理解不了什么是“溢满爱的世界”，哪怕他就身处在这样的世界里。

所以，人生的差距在于积累。每天做10个俯卧撑和每天做100个俯卧撑的人的感受和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每月读一本书和每周读一本书的收获同样也差异巨大。就像了凡，11年里为了他的三千件善事孜孜不倦，这种源于一个正确方向的不断坚持，最终让他的人生完成了从浅薄到厚重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