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有些抖，我的脚步有些颤，但我的心还能和五岁的孩子比年轻。我对没有地图的旅行无怨无悔，直至终极。

萧乾说自己是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他的目光孤独又忧郁，微笑顽皮又快乐，脚步是浪漫又执著。到了晚年，用回忆的眼凝视那已逝岁月的年轮，他能看到它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灿烂或晦暗，或圆满或曲折……他曾寄人篱下，世界对他变得那样狭窄。他甚至怀疑生命本身就是个极大的谎言。但他无法拒绝血脉中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他有梦，梦中的生命如绚丽的红玫瑰在原野怒放，灵魂像没有飘带的风筝在无垠的天空下自由翱翔。为这梦，他磨砺笔。为这梦，他要走向广大的人生，要到阳光下去思索。他要的就是要体验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他要采访的是人生。在二战的烽火硝烟中，在死神张大的羽翼下，他弹奏着生命的乐章。他把一本厚厚的《人生采访》献给贫弱的祖国。为着祖国强盛，他像信鸽飞回家乡一样，旅英7年之后，又扎进了她的怀抱。

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难岁月他曾变成一只噤声的寒蝉，觅尽寒枝无处栖。他时时想自己咬断维系着飘忽不定的生命年轮的那一根游丝。在走出噩梦的早晨，他以笔作拐杖，又开始行旅人生了。他的手已有些抖，脚步也有些颤，但他觉得自己的心还可以和5岁的孩子比年轻。他对不带地图的旅行无怨无悔，直到终极。

我很幸运，打1987年5月7日上午走进他家的门，结识这位长我半个多世纪的忘年交，到他去世的1999年2月11日，整整12年里，他一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撑和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除了编选他的十卷文集，我还编过他的十几本书，写过他的传记和评传。加上帮他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这已经是第5本。也是我最下心的一本。

因给他编文集，他说我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不过，这倒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的缩微阅览室查阅旧《大公报》时，发现他年轻时并不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在战时英伦发回报社的特写来看，他写得又多又好，而且这些都是经第一手采访写成的。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从缩微胶卷上还原出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他都忘记了。有许多文章，我也是在编选时第一次读到。真实又惊喜又惭愧。惊喜是为我泡在故纸堆里的新发现，惭愧为我对他并没有想象的那般了解。我感觉，他除了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个深刻、睿智的思想者。对后者，我原竟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最难以忘怀有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离他家不远的玉渊潭畔散步，然后再去文学馆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着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两个夏天，也是我生命成长里充满了灵性的两个夏天。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及其同时代作家文人的故事。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那里面的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漫步的时候，我们话题很多，但往往最终全落在“讲真话”上。我感觉80年代以来，巴金和萧乾是最不遗余力倡导并带头“讲真话”的作家中的两位。

萧乾在过去假话横行的灾难岁月里，看到许多人因说真话倒透了霉，更多的人却是靠说假话青云直上。飞得最高的自然是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永远健康”的林彪。即便现在早不是讲话得先背语录的年月，可说真话同样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巴金在文革中吃够了说假话的苦头，看到说假话可以误国，甚至会带来亡国的危害，才从80年代开始，那么敢于通过自我否定和忏悔，大声疾呼要人们讲真话。他捧给世人的是一颗中国文化人的良心。

萧乾一方面由衷地拥护讲真话，但一想到遇罗克和张志新的遭遇，就心有余悸，不能不做某种保留。他信守的原则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他因此还被“少不更事”的后生讥为“太过聪明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深知说真话和不说假话的困难。有的人喜欢听真理，不喜欢听真话。可那位说尽了“真理”而没有真话的副统帅却险些把共和国推入死亡的深渊。因为更多的时候，假话是抹了蜜的，而真话却是浑身带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宁肯在蜜罐里泡烂，也不愿让刺扎一下。萧乾之所以认为巴金讲真话的《随想录》比他30年代的《激流三部曲》时代意义更伟大，就在于他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真话畅通，假话失灵，就好比是把基础建在磐石之上，国家民族才能振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萧乾写了许多篇“尽量”说真话的力作，如《巴金与20世纪》、《我这两辈子》、《唉，我这意识流》、《南柯噩梦》等散文。把它们编在一起，同样是一部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和精神思想的“随想录”。这“随想录”的时代意义，也超过了他早年的文学创作。

在《南柯噩梦》一文中，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好好总结历史上那最不愉快一页的沉痛教训，不要为了自己和大家的面子，投鼠忌器，把触及历史灵魂的责任留给毫无切肤之痛的后世子孙。他说，不能设文革博物馆可以理解，因为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的亏，所上的当？那结论对亚洲，对世界，也将是一不可磨灭的大贡献。他深感在这方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到21世纪如何阔步前进！另外，还是那句话，如果上一代人不清楚前人所犯的错，很可能重蹈覆辙。

《唉，我这意识流》是他面对历史，感时忧国的“真话流”。由于总管不住意识流里的真话而把它释放出来，才屡次吃政治的亏。因此，他的乌托邦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能痛痛快快说真话的世界。再不用担心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若是人们不敢掏心窝子，对谁都须提防戒备，真话不能尽情吐露，只是又藏在自己的意识流里，那将同天平、尺度全丢进大海的十年毫无二致：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却官运亨通，从厚奖励。谎话当道，真话绝迹。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像姚文元之流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而对像彭大将军那样敢进逆耳忠言的人，又太狠了，闹得几乎亡党亡国。

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中国历朝历代，敢于直谏的忠臣，只有遇上明君才得善终，而进谗言献媚的佞臣却往往官居显要，权倾朝野。若谏臣居功至伟，朝逢盛世；若奸佞揽权当道，国必衰亡。萧乾认为，真话当然不一定全对，但只要是忧国忧民，发自肺腑的，就该让它倾吐出来，而不能压制它。鲁迅先生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要不爆炸，不灭亡，还是让人们把埋在意识流里的真话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出来。

一个听得进真话的社会和政党是有希望的，一个任假话泛滥的国家和政府是势必要垮台的。

和他一起散步，我也生出不少遐想。原本想等手头闲下来，把那些思绪想法写成卢梭式漫步遐思录一类的东西。前边没准加上个“玉渊潭”什么的。哪知人老心健笔快的他，很快就把他的这些思想的“意识流”抒写成《玉渊潭漫笔——萧乾随想录》。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