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生命有执著的爱，那远远超出死亡对我的**。不过，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阶梯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

一段历史的往事，一个生活的细节，在萧乾笔底都能成为上好的写作素材。文章写长了容易，写得既短又有味道就难了。他晚年有许多散文都不失为这方面的范例，如《文革杂忆》、《关于死的反思》、《一对老人，两个车间》、《从老黑奴说起》、《直通人心的世界语》《我的医药哲学》、《从心理学角度》、《梦游“永不再”乡》等，它们表面上平淡无奇，读起来似乎也没有他早期文字的凌厉洒脱、敏锐新颖，却更具朴素的神韵，比青年那支充满想象、多姿多彩的笔，更增添了一份厚重，一种真诚，具有诚挚感人的力量。他的短文平淡悠然，其妙却在于朴素宁静中见惊奇波澜。一件普通的生活中的小事，到他笔底就常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优美抒怀，富于诗的韵律和音乐的节奏感，洋溢出萧乾热爱音乐、热爱生命的青春活力。音乐会使人永远年轻，会使世界充满爱。每当他听到《桑塔·露琪亚》或《我的太阳》，就好像到了欧洲的苏杭。每听到《瓦尼塔》那支情歌，他就仿佛看到地中海两岸的少男少女在互吐恋情。反正几乎在他所熟悉的每支歌曲后面都有一副他曾经历过的生活情景。他把音乐视为直通人心的世界语，超越国界和政治之上，而且绝不随着政治变化减少其魅力。音乐带给过他兴奋、愉快的联想，也有悲伤、痛苦的往昔。他喜欢潇洒自如的调子，喜欢在音乐之声中神游世界。

《我的医药哲学》是篇饶有情趣，充满象征味和思想性的散文，篇短而寓意深，以小喻大，表面上看是借自己几十年患病就医所悟出的个中妙谛，谈养生之道，健体之经，实则观照的是处在大变革时期一个民族肌体的健康。国家得了“病”，绝不能盲目崇拜哪派医法。良医必根据“病人”的症候和体质下药。一种药治不了病，就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换言之，即是表明好的治国者应从国情国力各方面衡量自己的施政策略，一种政策行不通，可以再试一种，切忌盲目“下药”。治病之道，其实关键是如何把五脏六腑的关系理顺。也就是说，治国之本就是使政府各部门协调运转，肌理通畅，各项方针国策才能得以贯彻落实。

萧乾假托“便秘”与“腹泻”的辨证关系，有点黑色幽默式地描绘对国家改革开放的认识：一旦改革受意识形态上“坐”的思潮的严重束缚，产生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国将不国。相比之下，改革伴随的阵痛犹如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东流，未免可惜。但这样可同时把体内有害的积淀也倾泄出去，然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理顺阴阳，元气自会上升，国力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乾希望国家进行更大胆激进些的改革，他虽不喜欢“腹泻”，可它确比“便秘”强。

萧乾自己题解这篇散文的“醉翁之意”在于谈论言论自由问题。“便秘”指的是在“舆论一致”的局面下，大家有意见不让倾吐，憋在肚子里。“腹泻”是指痛痛快快地竹筒倒豆子。由于求痛快，难免会把一些不应排泄的也拉了出来。这二者各有利弊。但他认为把言论（排泄物）堵住，对肌体（国家）更危险。说白了，他无非是希望让大家畅所欲言，而压制舆论是不可取的。

他对民族肌体的丰腴健壮满怀信心。这样一篇有点寓庄于谐的妙文，年迈体弱的老年人可获收益，学到“医经”，豪情勃发的青年不也可从中得到深远的思想启迪吗？

像这样把艺术的象征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巧妙融在一起的散文，萧乾晚年着实写了不少。它们反复运用暗示、对比、烘托、联想以及心理描写等多种手法，藉着充满象征意味的客体形象抒写内心真实的精神生活，使言辞和意象达到一种和谐。作品在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灵动之美。

《从心理学角度》的象征讽喻色彩更为浓重。萧乾从心理学角度探究人在社会风云、时代变迁和政治角逐中的众生相，他举出一些事例说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潜在的社会或变态心理作用下的行为，往往是畸形而沉重的。如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里，戴红箍的英姿少女硬把老师的头踩在地上，强迫背毛主席语录。还有的中学红卫兵先把教务长打死，然后逼迫校长抱着死尸跳舞，结果校长因受不了那份侮辱，索性跳楼自杀。总之，不同的时代氛围、政治背景，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而“归根到底，心理就是士气和民心”。他的深刻在于真正能从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借1949年以后恶性循环的政治风雨，“三反五反”、“文革”、“林彪事件”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来揭示领导者缺乏辨证唯物主义者“认识——再认识”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导致50年代以来，每隔一个时期就“实践”一次。可是每次都只见实践，不见认识或再认识。于是，恶性循环就难免不接踵而至。实践当然容易，只要投身其中就够了。而认识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否定过去那个时期的自我。“其实，越是肯自我否定的领导，威信会越高，越会赢得大家的信任。可惜这个道理只有不在其位者才容易看透”。萧乾是希望治国者把“实际——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者寻找真理的信条，切实落到实处。但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如不好好总结一下，难保不重蹈覆辙。

《梦游“永不再”乡》是萧乾用文字搭建起的一座“文革博物馆”，意在提醒国人要像“永志不忘”历史的德国人一样，记住中国当代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场巨大的全民族的政治浩劫。与《从心理学角度》一脉相通，它也无非是希望为政者在灾难结束之后，务必总结一下教训，非但不要捂着盖着，还要把已犯的错误展览出来，作为前车之鉴，以防事态的重演。不过萧乾觉得这多少有点痴人说梦。

萧乾散文以其独立的文化品位，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显示了独特而鲜明的个性风采。它的魅力来源于他对人生百态的深刻洞察，对自我人性的揭示。他是在尽力把一个透明的萧乾捧献给读者。他经历过太多人生的凄风苦雨，颐养天年时却不忘咀嚼痛苦，并从这痛苦中提炼智慧和思想，以启迪后人。而且，他在语言上始终追求简约温婉，力避冗赘散漫，讲究文字经济，力求以简约的文字表现丰富的智慧。他的文调，他的笔法，始终都是年轻的。他说，现实生活如生米生菜，回忆仿佛通过时间加了工、配了佐料，就更有滋味了。连往日的苦，今天回想起来，都别有风味。一个人在泥淖中走的时候，只觉其苦。走上干地之后，再回首一望：那么一滩泥，我居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了。真是这样，尽管有时泥没了鞋帮，甚至有时人都陷了下去，可他硬是对那滩泥滋生出了感情。我觉得，其实正是这样一种义无返顾的感情，才使他的文学生涯充满活力，也使他晚年的主要创作形式——散文，跻身当代大家之列。

法国著名文学家莫里亚克用小说展示人类的戏剧，具有非凡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他认为人类必须在孤独中面对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这是最终的孤独，因为我们最终都将孤独地死去。凡人，因终有一死，所以害怕死亡。萧乾却在《关于死的反思》里，为死亡唱了一曲颂歌，他把死抒情化了。他通过自身亲历过的死亡体验，把对死亡的深沉思考，升华为对生命的崭新认识。对他，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任何人对生命执著的爱，都会远远超出死亡的**。但人在活着的时候，能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美丽，那可是称得上是对死亡的一种崇高追求。

萧乾私下里跟我说，他还是挺“怕”死的，他当然希望多活。为能多活，他常常将许多种药混在一起，一把一把地吃，也不管药与药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作用。其实他最怕的是活成植物人，或失去了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木呆呆地晒着每天的太阳聊以度日。他的心灵有时很脆弱，时常冒出不健康的念头，甚至因担心晚上睡着了，第二天就醒不了了，反而愈发地失眠，睡不着，怕死。他躺在**还设想过遗体告别时自己仰卧的姿势，以及火化时会不会有痛苦的感觉。所以他才给自己写了这么一篇打气鼓劲的文章，想以此竭力克服那些消极的念头。总的说来，他精神上活的还是很健康，很充实。他真的是把生命全部投入了他所最钟爱的事业。1979年刚一平反，他就对自己提了个响亮的口号“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他说他这辈子活得还算欢势，死得也会踏实。他要尽力把死推迟，推迟到脑子不灵，四肢动弹不了的那一天。

晚年萧乾看起来已不再为什么所困惑，世间的一切对他都成了透明的，因为死亡这个人类终极的前景，使他看透了许多，并懂得了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这可算得上对生命意义的彻悟的体会，是一种乐观主义者的悲剧意识。正因有了这种认识，他才能在几次面对死亡时，露出醉意的微笑，反使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旺盛，才能在获得平反复出的20年里，马不停蹄地爬格子，结出累累金秋的硕果。这种平和的心态投射到创作上，就使他的散文显得那么淡雅，那么宁静，同时洋溢出内心的理智的诚挚和情感的浪漫执著。

他说死亡的必然性还使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和谐，也使他对那些弄权贪婪者满怀厌恶。“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梯阶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这已是对政治玩偶的绝妙讽刺。不是吗？默默无闻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尽了力，撒手西归时倒会心安理得，也能**没有枉度一生。有了这种思想，达到这种境界，他的人与文当然能把一切看作身外，仿若进入一种禅定忘我的状态，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悠悠然然，流溢出精神思想的真诚。他自感人到老年，幻想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他仍坚信历史总是向前的。他在散文《八十自省》和《唉，我这意识流》中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可能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使世界倒退的，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持续多么长久，终必一败涂地。

是呵，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愚蠢走向智慧，从今往后，还需要很多的改革，来证明我们的理性和智慧。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可怜的忠效替代理智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