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把我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萧乾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他是因大面积心肌梗塞住的院。病情稍有好转，他便不安分起来。他觉得医院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写作的空间。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实对他这已经足够了。但说话时间一长，走路稍快，心跳马上达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肾功能不全，只有常人的十分之一，医生是不敢让他出院的。

打小淘气的他，好像从来就不曾老实呆过。一生大半辈子又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笔采写广阔的大千世界。东跑西颠了一辈子，叫他静卧在病榻上，可实在有点把翱鹰逮进笼子的味道，怎么受得了。他还最怕打吊针，而为了治病，医生指定曾一度每天打两次。尽管他总把收音机或CD机放在身旁，为他奏着古典音乐，但望着那挂在头顶的输液瓶，心里就起急，不耐烦。

他的生命力真顽强。病情稍一稳定，他就开始读书，写书评。他还想独创作家文集的体例，为所收的有些作品，写个时过境迁以后的“余墨”。我那时正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的《萧乾文集》。这“余墨”就是为它而写。所谓“余墨”即是对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一篇篇小说、散文、特写、杂文等，做一个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环境，觉得意犹未尽的再借题发挥几句，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体悟其中的思想脉络。两年生病期间，他一共写了数十篇“余墨”、书评，约10万字。

我每周至少去医院看望他一次，给他带些他想看的书，再就是陪他聊天，他老是那么认真地听我道听途说或从别处贩来的外面及文坛的新鲜事。为使自己能静下来，他甚至找我要了串佛珠，打算静心地闭目参禅，屏除杂念。可他无法管束自己那跑野马般的思想，无论躺着、坐着，或在走廊里散步，他总在不停地想。这也正是医生最担心的，一个年奔90岁的心梗病人，一天到晚脑子里老装那么多事怎么成。

受舒乙先生所邀，我在北京幽州书院做过一次题为“萧乾的生平及其创作”的演讲。他听完我的演讲录音，马上一口气给我写了封长达5页的信，叫我非常感动。他谦虚地写道：“我不能同巴金或冰心大姐相提并论。他们的成就远比我大，是一代的宗师，我只能作他们的一个追随者。自然，我一生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反宗教小说和二战的采访。这些你都提到了”。

读完王蒙先生发表在1997年《花城》第二期上的长篇小说《踌躇的季节》，特地把我叫去，跟我说这简直是一部革命世故大全，足见处世之艰辛，革命途路多荆棘，还得随时提防陷阱。他称赞王蒙通过小说里的表舅形象，把50年代那段日子写得淋漓尽致。王蒙对下层北京市民的语言、神态及生活了解得也真透。临走，萧乾将这本他随手批了旁注的杂志送我。不几天，他又写信给我说，“此作艺术性不算高，个别地方几乎抄资料，但整体来说，是篇对50、60年代整个社会的一次巧妙、生动，甚至惟妙惟肖的再现。读时，有时感到王蒙胆子好大！文字有时深刻、幽默，令人哭笑不得”。

病魔吞噬着他，他说话越来越没有气力，字也越写越不成型。1998年底，他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将出的《林徽音文集》所写的序言《才女林徽音》，就是由我代笔的。这成了他的绝笔之作。1999年1月底，当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由我采访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我请他在扉页为我留言时，他歪歪斜斜地写道：“我晚年幸事之一，是结识了傅光明同志。首先，他用他的青春减少我的暮气。我祝他有一光辉的人生”。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的文字。我知道，他不甘心就这么放下手中的笔，但这笔对他已是太沉重了。我感觉到他的日子不多了，一想到此，我的心就流泪。

不过，他该是幸运和满足的。他临终前看到了总结他一生文学成就的10卷本《萧乾文集》的出版。而且，在1月27日他90岁华诞之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了“萧乾文学生涯70年暨《萧乾文集》出版座谈会”。朱金总理于会前专门写来贺信，信中写道：“感谢您赠我全套《萧乾文集》。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翻译事业做出宝贵贡献。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深望保重身体，永褒艺术青春，共同迈入21世纪。顺祝90华诞。”遗憾的是，他却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离去了。

1999年2月11日对我是个痛不欲生的日子。他的仙逝，对我不啻失去了亲人一般。他是我的文学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更是长我半个多世纪的忘年“老”友。当我在北京医院D—214病房亲吻他的面颊，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当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默默随着告别的队伍深深三鞠躬为他送行的时候；当2月24日下午两点，我仰望天空，看到他化成一缕青烟飘逝的时候，我仍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他真的已撒手西归，离我而去了。

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真诚、善良、悲天悯人的可爱老头儿，他有时像个深刻的智者，有时又任性率真地像个孩子。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坚强，有时脆弱；有时仗义执言，秉笔畅怀，敢讲真话；有时又谨小慎微，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受到内质软弱的一面。他曾那么不遗余力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以期适应环境的需要。最后，他还是有勇气在文集中全部还原作品的旧貌。他说，快90岁的人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我一直以为，时间和读者是最公正的批评家。我愿意把我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我愿像他一样，把自己当成一道小小的浪波。浪波的寿命总归短暂，大海则是永恒的。“我原来自大海，仍将回到它的怀抱。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它给予的。我也必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它，直到最后一滴”。

在我的眼前，他并没有走，他仍然在他那凌乱的书房里奋笔疾书，谈笑风声。他坐在那把破旧的木圆转椅上，歪着头，晃着脑袋顶上几根稀疏的白发，对着我笑，笑得那么天真，那么顽皮，那么诚实，那么智慧。我要伴着他的笑度过我的一生。

我想，到我死时我都会毫不迟疑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结识了萧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