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这么想着，突然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吐沫从四面八方朝我啐来，还伴随着咒骂，有尖声尖气的，也有咆哮如雷的。甚至我爬到台上承认自己是老鼠时，也被赶了下来。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首语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家庭组成社会，社会制约家庭，家庭形成人类社会的历史，社会历史发展中又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家庭。人是社会的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家庭的最大组合便是社会，家庭的不幸，便是这个组合中至少一个组合的不幸。萧乾的《搬家史》通过回忆以往，把我带到了灾难岁月的不幸中。个人的经历往往反映出时代的演变，它由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搬家的坎坷历史，把1949年以后30几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和社会变迁侧面展示了出来。萧乾并没把笔伸向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仅仅是写了一部个人不同寻常的搬家史，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浮沉遭际中的心态，他在心灵上所受的侮辱多于肉体上的摧残。我甚至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部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运动的简史来读。似乎那个时代非常“宠爱”萧乾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把他们笼罩在变换、悲哀的魔网下。

萧乾的青年时代是在孤苦无依、颠沛流离、漂泊海外中度过的，一直没能有个安稳、固定的家。他这一生，不停地在“搬家”。而几乎每一次搬家，都能引出一段特殊而有意味的故事，这些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了这部《搬家史》。

他说漂流异域，思乡之苦，苦不堪言，异邦美丽的景致只会更增添他的乡愁。祖国解放了，他终于像只“漂泊在外的鸽子”飞回到自己的老家北平。他说他做出的是艰难而至死不悔的选择，这正是由于像那貌不惊人而温柔善良的鸽子一样，具有一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实际上，他的心早已深深埋在北平的城角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像只恋家的鸽子飞回祖国之后，也真像鸽子一样单纯，把“安家”想得过于简单和轻而易举了，以至丝毫没能料到在经历了34年的凄风苦雨波折后，才算有了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也许是巧合，但更有可能是必然，他的每一次搬家都和自身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是和时代息息相通的。我想不妨把这个“家”设想成国家，每一次政治风云的变幻，便决定了国家命运的“搬家”，“搬家”的次数一多，就会像历史纪年那样，留下一部有意思的深刻的“搬家史”。从他对搬家历史的描述，对自我心态变化和对世态人情的揭露、剖析中，可以窥视到翻卷在政治漩涡中人们心灵、性格以及形象的扭曲、压抑和变态。

萧乾把家比为生命的定心砣，因为家不安稳，生命的东西也就随之飘忽不定。过去肯定了的，现在否定了；过去否定了的，这会肯定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和政治变迁，正是在这肯定与否定中循环往复着。在这悲剧性的周而复始中，不知有多少大人物或小人物成了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他承认自己是“懦夫”，只好屈从历史，不得不违心地在一生的“政治结论”上签字，不然，恐怕难逃“不肯签字就活埋”的险境。

他根据个人30几年的遭际和对周围的观察，形成了一种颇合辩证法的“祸福观”。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和时代造成的。尽管这种祸福观带有浓厚的阿Q色彩，但多年来他就是靠这个来起镇定作用。事实上，正是这种祸福观支撑着他的生存，慰藉着他的生活，同时，维系着自己阿Q式的精神胜利。在“以场为家”的时期，他庆幸那里的农民淳朴、善良，没有刁诈油滑，两面三刀，更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他在那里获得了信任和友谊，着自然是祸中福；但同时又不能不忍受超负荷劳动的辛苦折磨，这便是福中祸了。

尽管萧乾有穿着套装干活“恶意丑化社会主义”的表现，有“偷吃鸡”的阶级报复，但还是回到了已经搬了的家——暂时的避风港中。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港湾”只能抵御自然气候的寒冷，而不能真正适应政治风向标的转动。运动的大风一来，他又没家了。

文革中，他成了“黑帮”。批斗时，彼此素昧平生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一位妇女对他的修正主义批得特别实实在在，说凭什么我七个孩子，一家九口人，住一小间屋，他们才两个孩子，住这么一大片瓦房？面对接连不断的批斗，“乐观者”萧乾也阿Q不下去了，感到困惑和绝望。他真想爬到五楼，跳下去，用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来抗议。

萧乾辛辣而含讽地把**的开始比成有点像掷骨子，这正点明了，**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赌博，可怕的是，整个一个民族在这场赌博中沦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搬家史》除了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辛酸史，更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从五七干校回京，他遇到了“大救星”，一个在房管所工作的爱好文艺的青年。这使他终于又有了半间是门洞的比较安稳的家了。搬家日趋安定，中国的政局也趋于明朗化。在经历了1976年世纪性的大动**，在一曲又一曲的哀乐之后，共和国终于奏出了一支驶向新世纪的欢歌。不能看出，萧乾的搬家总是随着历史的命运戏剧性地变化着。

“一个人私下里即使买古玩藏春宫，只要革命嚷得响，反别人的修反得坚决，照样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平步青云”。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灵魂的肮脏、行为的虚伪以及时代、历史的变态和社会政治的堕落。同时，他还用幽默的笔调剖析了自己处于特定环境下的心态活动：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当了那么多年的老鼠，他也想学着当一只猫，甚至想当一只张牙舞爪的猫。他说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战略性防御”。但有意思的是，生活、政治总和他开玩笑，想当“猫”的愿望老是破灭，他发觉原来猫也不是那么人人都可以当的。所以，他巴望着有一天能逃到一个无猫无鼠的世界，去当一个非猫非鼠的动物。

《搬家史》后来作为一整章收在萧乾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里。它笔锋深邃，笔力雄健，把个人的命运寓于整个时代的悲剧之中，读来凄婉动人、发人深思，不仅能同他一起在时常令人发笑的幽默讽刺中，感受历史的沉重，更重要在于能从反思悲剧命运中获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