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作品有粗细之分，有的甚至很八股，很枯燥，但五四以来，除了偶然出现的文妖张竞生，还没有作品教唆人诲**诲盗。

1979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为萧乾平反，确认1957年的右派实属错化。9月，应美国依阿华大学“国际写作协会”主持人聂华苓之邀访美。后来，他根据美国之行写了几篇各有特色的散文，像《依阿华的启示》、《美国点滴》和《在康奈尔校园里》。但我总的感觉是，写作上他还没完全放开手脚，写得很拘谨。这和他此时的心态有关，稍后写成的长文《改正之后》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那是他为自己的心灵画的素描，以清新、流畅、不事雕琢的文字，描写他在反右、文革中眼见亲历的苦难遭际，并深刻剖析获得平反、改正之后的复杂心态。政治解冻了，知识分子的内心还没有冰释。创作和言论上，他们依然心有余悸，步步设防。他审视自己的文章，也是常出现“冰碴”。这是因为政治的不稳定，常使人担心阳光明媚的天气，随时会有冷风吹来。所以，他认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应指两方面，除了物质待遇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要言论自由。因此，得到一纸“改正证书”，并不等于有了创作自由。《改正之后》记录着他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哀、自豪与悔恨。

《解冻》这篇小短文虽是仅由一封书信引起的感触，却同样是对这种心境的反思。其中说到1984年底他写了篇《北欧的斯诺》，里边提到30年代后期欧洲知识界不少人“攻讦”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诗人邵燕祥读后给他来信，认为“攻讦”一词用得不妥，因为斯大林的确犯过那样的错误。这引起他的内省，感到这不仅是个用词不当的问题，斯大林的行为不早就在他心目中蒙上一层阴影了吗？那何以还要在历史面前态度暧昧？原来是“梁校”先生仿佛还站在他肩头，一想，心里就哆嗦，言也就不由衷了。由此他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内心来一次真正的“解冻”。如果不能说出心底的话，还不如当只寒蝉好。

《依阿华的启示》启示的是，美国大学生有极强的独立感，多以“自助”为荣，以靠老子为耻。而中国干部则“铁”饭碗，学生则“铁”助学金。没有竞赛，没有鞭策，靠这个路子能“赶”能“超”吗？《美国点滴》里几篇可独立成章的小文，主要写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高度物质文明发展下的美国社会，既有良好社会风尚，完美的服务，民主立法，又有混乱的社会生活，如吸毒、强奸、乱婚等；旅美华人对祖国有一种深切的眷恋，对他们，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他说，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河上笛手》是《美国点滴》中的精彩篇章，反映出对祖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它写一个当年狂热的红卫兵头头偷渡到香港，靠吹笛子成了民族音乐家，后来到了美国。他留恋祖国，怀念母亲，发誓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他非要等拿到美国籍以后才回去，因为他担心中国再有一场**。这不由得使人抽噎，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中国青年，因惧怕令人心悸的政治运动而不敢回国，何等的凄然！同时又是一则多么深刻的警示：倘若中国再来一场任何形式的政治风暴，将会有更多的海外炎黄子孙失去自己的祖国。这结局将同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样悲凉。除此，他也欣喜地看到，民族血脉的纽带正把两岸作家紧紧连在一起，他们的共同心愿是早日拆除人为的篱笆。

《在康奈尔校园里》文字奇丽鲜活，意到笔随，自然有趣。它先写大学校园的幽美景致，然后写一位已经退休的八旬老教授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他还用一些细节描写来说明，美国人重视大学教育，他们急公好义、踊跃捐献，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只是凤毛麟角。

研究萧乾，其实我常有困惑，细想想也算正常。他的某些观点，甚至思想感情，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刚在上文中充分肯定了美国人的公义精神，便又在稍后（1982年）写的《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自白》中，“痛切地感到我们在物质上的落后，同时也深深认识到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尚”。而且，他还使用文革语言，将他少时读过的张竞生称为“文妖”。他还说，我们的文学不管多么拙劣，总是鼓励人们向上：它揭露恶人，为弱者抱不平，表彰舍己为人、舍私为公。而西方文学艺术是金字塔形的，你休想在超级市场买到贝多芬或舒曼的作品，那里只有爵士乐。严肃文学在西方是少数人的专利品，“通俗读物”充斥着凶杀和色情，因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刺激，追求刺激，最大的刺激往往寓于犯罪。

我们今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