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应着眼于创造一个完整的意境或形象。

《题一个人的照相》是萧乾1932年秋为自己绘制的一幅自画像，他说这也许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怜悯的混合物。但它揭示出他精神上的一个特征，或说一种病症，即在人与人关系上的敏感，或者说是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萧乾这一生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类自剖性的散文，一般来说，人到老年，才多写追忆往事的文章，他却从20岁出头就写开了。除了倒霉的那22年，他从未间断过自我解说，自我剖析，包括50年代初写的思想汇报和被打成右派以后写的思想检查，严格说来，都属这种散文。若不是他活到平反昭雪，还能再次不遗余力地剖白自己，那个“真实”的萧乾都怕要被埋没了。而且，他晚年写作的一个缺憾，我觉得是太过于重复个人经历了，特别是在长篇回忆文章里，有的地方与年轻时所写对照，连文字改动得都不多。另外，不知这么说是否合适，反正我是从萧乾身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恋”情结有多么强烈。

《题一个人的照相》勾勒出萧乾年轻时的性格、脾气，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不难看出，他是个天性忧郁的人，自卑、多疑、伤感，喜欢孤独。他爱孩子，爱小动物，爱漂泊，爱冒险，可却害怕黑暗。他梦想过作挽回时局的民族英雄，梦醒便认清自己不过凡胎。他爱做些裨益大众的事，却不甘心作人的爪牙。他最宝贝的东西是自由，为自由他甘愿把铁饭碗打碎。若是当了打倒资本家的共产党，被捕时又在法官面前发誓痛骂马克思，这种事他干不出。写此文时，他正患了文人十足的“病态”，但他立志要作个有气节的人。

《我与文学》同样是以自省的文字来描述，他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里边有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读过哪些书，受过什么影响，产生过什么想法。总之，他想说，他并非有意选择文学。通过省查自己的创作，萧乾感受到，要想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必须对人性、对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就是在这篇散文里，他指出伟大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他文中提到的那个由刻苦爬到创作大道上去的“先辈”，是巴金。他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增强了萧乾“正在踌躇人”的勇气。他终于以大量的作品证实了自己这种“刻苦”努力的结果。

萧乾不止一次地告戒我，在文学道路上，永远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他说这是他从自己几十年创作经验实践总结出的。不过，我的头脑里，始终闪回着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萧乾说，他宁愿当“地才”，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他即便称不上天才，文学天赋也是极高的。

萧乾一向认为，散文不一定非得写作者亲身体验的经历，也可以像小说那样，写虚构的东西，只要那感受是真的。《过路人》就是这样把从真实和虚构的经历中得出的真切感受糅合在一起写的散文。30年代初，萧乾曾几度为了教书或恋爱，搭轮船统舱往返沿海，并常路过上海。这篇散文不但写出他作为统舱客的狼狈，还写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到殖民者的粗暴待遇。他还写到一个可怜巴巴的雏妓。那时沿海各商埠，到处是人肉市场。贫穷和失业，逼得穷苦人卖儿卖女。人贩子转手给老鸨。于是，本应上学的女孩子就被迫推销自己的肉体。不长的篇幅，揭示出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狱，一个不折不扣吃人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遍布江滨的外国洋行，涂满脂粉纠缠舱客的妓女，巍峨的巨厦，烂腿的乞丐，无不令人压抑、窒息得喘不上气来。在萧乾眼里，当时中国真好比一个畸形的大杂烩，社会堕落，道德败坏，民不聊生，洋人横行。

其实，萧乾的早期散文都能算是一个“忧郁者的自白”，即便是流露怀旧的真实性情的散文，读来也并不轻松，而是带着“忧郁者”沉重的苦闷和压抑的心绪。

《苦奈树》记录的是萧乾一次伤感的旅行。在美丽的南国海滨，萧乾有过一次“梦之谷”甜蜜而苦涩的初恋。这次，他便是去寻梦，寻那棵偷听过少男少女柔情心声的苦奈树。望着那棵苦奈树，忆起优美的诗句和沉重的悲哀。他摸着残石独自神伤。思恋中溢出淡淡的哀怨。

《屠手》记述的是萧乾童年时被捕的那次经历，“屠手”指军阀张作霖手下的特务、便衣侦缉队。当时，参加过“一二九”游行的萧乾加入了共青团，虽然革命这个词对他还一直是朦胧的，但他产生了要当革命家的念头。可那时北京是张作霖的天下，他把革命视为洪水猛兽。

那是个黄昏，14岁的萧乾正同几个“少年互助团”的团员玩，有个孩子跑来告他，有人要逮他，是一个和他要好的朋友出卖了他。两个便衣，一个穿的是灰色短袄，一嘴小胡子，腿上还扎着绿绸走水；另一个身上穿的是青色长袍，为了遮掩瞎了的一只眼，鼻子上架了一副墨镜。这段描写不由使我想起电影中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形象，我以为这清一色的打扮太概念化了。从萧乾的文中倒觉出，这原来是他们的“职业装”，与概念化无关。或者说，他们的穿着，就是概念化的。他们把他带走了。

夜里，看守们谈着白天嫖娼的故事。他从他们的闲谈中得知，那两个便衣因为捉了他，可能赏洋五块。这里，萧乾描述了张作霖手下那些特务对革命党人的残暴。难怪他想起了耶稣。

天亮了，他发现难友中居然还有个9岁的孩子。天**玩的他，竟一下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和那孩子玩起了游戏。大人们脸上满是愁苦。紧接着，萧乾还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学者，留洋8年后，谐太太回国，只因旅箱中有一本偏激的书而被拘禁。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回来报效多灾多难的祖国，却遭此厄运。更为不幸的是，他们不满周岁的孩子也没有了下落。萧乾是在用他的亲历，抒发对恶贯满盈的军阀的愤怒，同时也是对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的针砭。

《遁》讲述少年萧乾一次异想天开的罢工。这件事发生在他到北新书局当练习生时，他把这次罢工称为堂吉诃德式的莽举。回过头来看，不免觉得可笑，但当时他为一种理想的热情所占有，除了“蹈上一个傻子的路径”以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书局老板出了不少“新兴”的书，手里却还托着水烟袋。没几天，他就和“黑徒弟”、“白徒弟”熟稔起来，成为契友。萧乾正是在这段时间，开始接触新文学。16岁，是对一切感兴趣的年纪。读了谈社会主义的书，特别对罢工技巧产生兴趣，有了当侠士的想法。他为徒弟不能和老板同桌吃饭感到不公，就对两个徒弟说，咱们都是“劳工”，有权利要求平等待遇。于是，三人溜出书局，临走还给老板留了张条，要求徒弟们不吃剩饭，每礼拜轮流休息一天。当他们玩了一天，带着疲倦回到书局时，老板已另雇了两个伙计。

萧乾交代，那次罢工失败后，“黑徒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白徒弟”回了老家，他则溜回崇实。想起年轻时硬充罗宾汉的那股莽撞劲儿，他真感到三分可悯，七分可笑。

《朦胧的敬慕》是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散文，它描述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儿童对伟大人格产生的朦胧敬慕的感觉。萧乾说他最怕看死人，而对他自己的母亲，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崇高的敬慕替代了恐惧。为鲁迅先生守灵时，他从哀悼者沉痛的神色上感到万众对鲁迅先生的仰慕，尤其一个连鞠七个躬的小学生令他想起十多年前对孙中山的悼念。当时，他还不知道孙先生是民国的缔造者，只是怀着一种模糊的“伟大感”。这种哀戚和尊敬已经超出了一个孩子的心胸容量。后来，当孙传芳乱批三民主义，张作霖满街捉国民党时，他却私下藏了一本《孙中山传》。成人以后，他感到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力量在茫然无知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

这篇散文像一首凝重的短诗，用那么少的笔墨，抒写对伟大人物的倾慕情怀。萧乾把回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的感染力得到增强。

《小树叶》写的是萧乾的第一个妻子王树藏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被打伤后的遭际。王树藏的命运就像落叶一样飘零、凄苦，萧乾管她叫“小树叶”。他们的恋爱从1935年开始，是与萧乾同去鲁西采访水灾的画家赵望云介绍的。

“小树叶”在“一二九”游行那天，被军警打破了头，是同学把她送回宿舍。萧乾第二天由天津返京见到她时，她头上还缠着绷带。他从温情、羞涩的少女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对像她这样的弱女子投身民众的洪流，产生了钦佩和崇敬之情。在他眼里，为爱国被打伤的女学生们，就像长在一枝桠上的几片小树叶，脱离了树干，在暴风雨中挣扎。这篇散文篇幅极小，但也显示出萧乾的出色技巧，只借助几个爱国女学生的受伤，流露出浓烈的抗日爱国情绪。

《灰烬》带有深刻的含义，它描写一场大火把昆明城里的几家店铺变成了灰烬，以此暗示日本人的侵略正像那不断向上舐着的火舌，欲意毁灭中国。无情的大火可以把千百人千百日孜孜经营的一瓦一木，变成灰烬。火的残暴本身也是场奇观。可悲的是，官方灾后不救济工作拱让给了“洋尼姑”。再者，有对小夫妇，当大火正吞噬他们全部家财时，他们却在锣鼓喧天的戏台下逍遥地嗑着瓜子。萧乾在篇末点名了题意：日本鬼子今次对我们还不是一把火！来得那么突兀，而且凶烈，当这把火逞着蛮强时，国内正不知道有多少对刚由戏院赶回来的“小夫妇”在忘情地幸福。火不会等待他们。

这篇散文写于1938年，那时，他和“小树叶”逃到昆明。他希望有更多的国人在“日本人的火光”面前，尽早觉醒，不要再耽溺于个人的舒适、安逸，而投身抗战的斗争。他看到整个中国已处在一种“伟大的挣扎中”。萧乾善于从日常生活偶发的小事件里，提炼大主题。这篇散文既抒发了他抗日爱国的情绪，又流露出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萧乾试图在《爱狗者》这篇小文里，用简约的线条，侧面勾勒一个人的自私。顶爱狗的一个人爱一只在“我”眼里非常丑陋的哈巴狗，可正当他夸耀十年前养的一只黄狗时，门外溜进一条觅食的野狗。他却带着凶暴用尖利的石片把它打跑了。他的爱仅仅属于自己的狗。也许萧乾还想借此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一个人看来丑陋的东西，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宠物。这倒不是什么性格问题，而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萧乾说，他读了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短篇，学着用不大的篇幅，鞭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方面。不过，我个人还是不大喜欢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