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之前有一种憧憬，写成之后却很失望。我不是在客观地记录什么，而是想通过外在景物，抒写自己的一点心绪和感受。

萧乾早期散文大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注重将象征性同民族性结合起来，力求使篇幅很短的散文，具有尽量丰富的内涵。

不足两页的《链》记述他一次痛苦的感受：徜徉在一艘巨轮的甲板上，看到一幅由生命镌刻的“生存斗争图”。起重机挥舞着粗壮的铁臂，苦力们在狭长的搭板上排成串，背负沉重的麻袋，艰难地蠕动。这是一个悲壮的大合唱，那一串串的黑影如一根锁链那么连接不断地晃动。有个苦力被麻袋压倒，跌进了海的深渊。同伴们将他救起之后，那长长的、黑黑的链条又开始缓慢地移动。“链”既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象征，也暗示着一股巨大的生命的潜流。萧乾藉此希望，这些令他想起古罗马的奴隶和南美黑奴的人们，能真正发出怒吼，吞没那些“肥胖的买办”。更深一层的寓意在于，倍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正像那条链，依旧在痛苦中“那么踌躇，那么缓慢”地延伸。

《殇》带点小情趣，写爱好活物的萧乾从内蒙抱回一窝可爱的小兔，刚生出来的兔娃还没睁开眼。一个小孩用手碰了小兔子未睁开的眼睛。结果，第二天醒来，眼前是一个凄惨的场景，老兔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原来兔子是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便宁可吃掉自己的孩子。萧乾想借兔子说明，兔子这样有气节，对于那些面对日本人充满血腥的肮脏魔爪无动于衷，仍生不出爱国心的人，该是多么大讽刺！萧乾就是能敏锐地从生活的细微处，挖掘出发人深思的思想内涵。

《跳出来说的》写于1936年春萧乾刚到上海不久，他对上海这座希奇古怪的现代文明庞然大物感到茫然、沉重。他把都市文明的畸形状态同民族的悲哀连在一起。当时中国已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内战的阴云依然没有散去。上海好比整个中国的缩影，红的天染上黑色的浮云，车子就穿梭在这片可怕的云彩下面，有白色的救急车，红色的救火车，黑色的捕拿扰乱治安的囚犯车，还有为捉“游民”的车。这些车凄惨地嚎叫，更衬出那些玩乐者的悠闲。最具讽刺性的是对跑驴场的描写：只要花上两毛钱，就可骑着驴昏头昏脑地绕着小圈跑。背上的人以为身在原野驰骋，神色自得，周围的观众一面磕着西瓜子和妓女**亵地调着情，一面为发泄积闷放纵地嚷着。从象征意义上看，骑驴者好比国民党政府，死守“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对日本人妥协、退让，对共产党围追堵截，还自以为身在原野般悠闲自在，却不知自己是绕着一个小圈子昏头昏脑地跑。悲哀在于，圈子里的人太多太多。中国人是惯出看客的，驴子喘气，疲倦，怨恨，与己何干。萧乾晚年忆及写此篇的情形，说这只是写一个土头土脑的北京佬，初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后一点肤浅的反应，里边还带上了点地域的偏见。

《破车上》里那辆每天负着重物吱吱地行进在遥远崎岖的乡间土路上的“破车”，正是当时中国的象征。它写“我”坐了这辆破车进入一个村庄，农家人对这发出隆隆声的家伙，充满了原始人的好奇。中国农民无声无怨地劳作，对外界一无所知。可他们又没有“桃花源人”的怡然自得，更多的是愚昧和贫穷。冬日的天地一片荒凉，“破车”终于在原野上断了气。接下来，萧乾用象征性的文字描写横霸的风卷着和平的沙土袭来，沙粒撞得车身刷刷作响。远处似还有鬼嚎一般的叫声吹来。铅灰的云仿佛包着一团太阳，黄糊糊的，凄惨如一只哭肿的眼睛。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正处于日本人铁蹄践踏下才中国，恰如这断了气的破车，默默地承受着“风沙”的攻袭、撞击，“太阳”被阴云遮盖着，失去了光辉。“我”已无法忍受，索性说出中国简直就是一辆破车，享受过好日子，可是……没想司机抢过话，不许说车破。车破，它可走得动艰难的路。出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瘫不倒，这才是中国。看来“司机”是掌握未来“破车”命运的主人。经过一阵修理后，“破车”又隆隆上路了。

后来，车上又加了一个巡警和一个“准得吃黑枣”的囚犯。破车在沉重、诡秘的原野迷路时，是囚犯指点迷津。但巡警并不因此而准许他顺路回家看看寡妇姐姐。车子进村时，狗吠着，缠足的小寡妇立在门口，红袄小孩玩着捉迷藏。由此不难看出，萧乾的“出路”意识是模糊的，他只知道阻碍“中国”冲出崎岖路的“大坑”、“车辙”太多了，还有文中暗示的文明的衰弱，妇女地位的低下，中国农村的落后。

萧乾的可贵，是他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借助富有象征性的抽象客观事物，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流露出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他当然知道，未来中国也仍将像这“破车”一样，还要艰难地走很长很长的崎岖路。

《叹息的船》写的是全面抗战前整个民族的瘫痪状态，以及有些人对英美的幻想，以为他们会出于“仗义”把我们从侵略者手中搭救出来。萧乾用象征手法，以一条“叹息的船”暗示民族命运的危机，更借船上的各类人等，分析了国人面对“暴风雨”时的不同心态。

江心泊着一艘本来充满了青春气息的船。巨浪卷起一排排白牙，挟着飓风，吞噬着船身。这再明显不过象征日本帝国主义正欲张开狰狞的血口，鲸吞整个中华。这匹“健驴”如今被人捆起四蹄，放弃挣扎，瘫卧在江边喘息着。暗示民族危在旦夕。

甲板上再见不到散步抽烟的中年绅士，也没了披发的青年诗人，骨牌的碰撞声却在船舱掀起了风浪。萧乾这里以“一堆统舱客”象征中国的穷苦阶层，他们本身对船（国家）就没多少感情存在，只是任凭命运的驱使，船走，他们也享不到大餐厅的福，沉了，就算结束了这不幸的生命。换言之，国家富强，他们的社会也改变不了多少，亡国了，也仅是一条命的事。因此，对正处在“飓风”侵蚀下的国家、民族，只能像对这船一样，发出轻微的叹息。实际上，这个阶层在中国占多数，国之不幸，如之奈何。萧乾的同情溢于言表。

官舱客是有身份的人，属于上流社会，他们在有暖气的餐厅里感受不到寒冷，正用细嫩的手指悠闲地打麻将，玩扑克。善察言观色的茶房讲起“红军”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当时中国的有闲阶级，确也真能在侵略者可怕的狼齿下，闲适度日。国家的内忧外患倒叫他们心烦。只有看到救星到来，才热情地跳跃起来。然而多么失望呵，美国兵舰傲慢地擦肩而过，笔直开向下游。英国商船虽失去了往日撒克逊族的仗义，却不失绅士风度，稳当大方地竟自向下游开去，随走还瞥一眼那秋波似的求救灯语。似乎是为了增强讽刺力度，80年代萧乾修改此文时，又在这里加了两句，“好像在说：‘爱莫能助啊。’疲倦的人们在失望中咒诅着、抱怨着。直到天明，江边还躺着这条载满了叹息的船”。

这篇堪称《破车上》的姊妹篇，都是用象征手法揭示抗战前夕中国的狼狈处境，同样反映出萧乾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出路的思考。民族不能在“叹息”中生存、挣扎，对英美所代表的西方不能抱任何幻想。可出路在哪里，他看不到。痛苦占据了个整个心灵。人生最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古城》写与1932年冬，是萧乾“九一八”以后在郁闷心态下为北平画的一幅素描。这幅素描是灰色调的，一切都显的那么沉重、悲哀。古城宛如一个等待歹人来奸污的老妇，初冬灰暗、低垂的气氛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雪化时，洁白变成泥淖。一只同样灰色的铁鸟（日本人的侦察机）在古城上空盘桓。仰起的是一张张意识到严重和画满了恐怖回忆的脸。过往的商贾、路人，直楞着发呆的眼睛，“莫谈国事”的惟一社会教育使他们闭严了嘴。露出残破疤痕的古城墙，记载着历史的兴衰荣辱。萧乾写道，历史产生建筑它的伟人，又差遣来捣毁它的霸主，在几番变乱中，它替居民挨过刀砍，受过炮轰。面前是怎样一份命运，没有人晓得。了了几笔，沉重的历史便勾勒出来。鸦片战争以后，古城是怎样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像一个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噙着泪，守着膝下一群无辜的孩子。

这篇散文以低沉、伤感的笔调，通过象征、暗示，表达出萧乾压抑、郁闷的心情和感时忧国的情绪，似一首为古城谱写的呻吟哀怨的悲歌。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首，萧乾感到自己当时的悲观是愚蠢和没有道理的。邪恶势力可以得逞一时，但人间自有正义在，世界也还是有合理规律的。

《由午夜到黎明》与《古城》的寓意相近，透过几个富暗示性的画面，写出了他将行前“由午夜到黎明”那段“特定”时间的感受，具有历史感和哲理深度。从画面的远景看，与《古城》也属同一色调。它描绘一个阴郁的初春，天空满是沉重的灰云，大街上晃动着法兰绒西装和狐狸皮袄，不懂事的小孩在泥泞里爬着玩，年迈的老人呈现出病态。只有交民巷里出来的一队洋骑兵，趾高气扬地在一块贫穷的土地上践踏。飞机的轰鸣，吓哭了玩着的孩子。何以凄惨如此，萧乾反思起历史。

历史上有多少忠臣冒死直谏，反遭凌迟而死。这是中国的巨大悲哀。无论明君，还是昏君，给后裔留下了一份惨淡命运。为争皇位，哪管涂炭万千生灵，牵累后世子孙。再看当时国民党为了剿灭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哪管大好河山丧尽，亿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萧乾是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昏聩的帝国指斥政府的软弱无能，根本不管百姓的民生疾苦，像他小的时候住过的那条巷子至今还是窄得连星光也无法照临。

萧乾写第二天下午上了火车，同房的两个人一个是日本青年，一个是身宽体胖的“旅长”。没五分钟，“旅长”打起了鼾。日本青年在本上写着什么。萧乾下意识地推测，他要告诉日本人，中国军人至为可爱，五分钟之内可以把鼾声打得极响，来吧！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军人的暗讽。换言之，萧乾想暗示，如果中国军人都怀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保家卫国、御侮抗暴的精神，日本人怎敢像凌辱一个少女般欺负中国。文尾借朴素的语言描绘黄河岸边美丽的田园风光来警示，这样优美的景色怎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

《脚踏车的哲学》原题为《路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点分析，这里包含着萧乾朦胧的阶级观，也写他自己由一个无车者逐渐成为有车的中产阶级。从象征寓意上说，文中的骑车者指中产阶级，人力车指劳动人民，汽车指军阀和国民党统治者。但不难看出他的同情还是在社会最低层，对象征上层统治者的“汽车”深恶痛绝。

30年代，各种交通工具还都挤在一条马路上，人力车和自行车是芸芸大众，汽车数量不多，却格外威风。老远就能听到它的吼叫，傍晚还会射出刺目的灯光。骑车躲慢了，就得挨撞，若遇上汽车里坐着大员，都没处说理去。萧乾一边骑车，一边注意观察旁边骑车人的心态。胆大的偏要骑到街心去逞强，明哲保身的，则溜着边骑，而且一边骑还小心翼翼地朝四下张望。因此，萧乾在文中现身说法，对“世故”有所揶揄。

文中写马路上一切交通人物的屏障是人力车夫。当汽车瞪圆了喷火的眼睛怒吼着奔驰而来，一切人都向人力车的后边躲。独有勇敢的人力车夫用淌着汗的胸脯去迎接这“杀神”，让那喷火的眼珠子搜遍他每根汗毛，让那钢臂把他挤到无处可躲。发完坏脾气，汽车带着杀气愤愤然开走了。

显而易见，“人力车夫”（劳动人民）是社会底层，为求生存，辛苦奔碌；“坐车者”（军阀和当局）全然不顾百姓疾苦、生死，实行专制、霸道的统治。坐车人的身份愈高，车也愈恣意横行。而那些“骑车者”（中产阶级）慑于“汽车”的**威，或躲到“人力车夫”的背后，或一见“警察”的手势，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带。萧乾着重讽刺的是中产阶级的油滑、世故，解剖了他们微妙的心态：守本分的多半溜在路边，既不自我炫耀，也不与同僚的挑战竟逐，对“汽车”有一种畏惧心理，内心也发着不满的怨语。有些无能而又想出风头的人，见汽车远远的，骑到马路中心，做几个反抗的姿势，欲引起民众的注意、赞叹。弹压警察稍一挥棒，便逃之夭夭了。这种人只能获得一个丑角应有的喝彩，永不能为同伴所托付，或为敌人所畏惧。他们软弱、胆小，缺乏反抗的勇气，更没有坚强的脊梁，只求在“人力车夫”面前保持“骑车者”虚伪的尊严和优越感，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坐车者”畏而远之，把灾难和牺牲推给受苦受累的劳动阶级，以期在心灵的扭曲下平稳地生存。

交通的瞬息万变（社会政局的更迭变迁）使“骑车者”（中产阶级）形成了一套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他们会用眼前的局势决定脚下的快慢，能用“转弯”来自然地改变车的方向，连腰都觉不出转动。他们懂得在平坦的路上不妨狂奔，遇到艰险，就缓缓地骑；学会了在拐弯时由立在巷口的行人脸色推测巷里的情形。骑车者毕竟力气薄小，只能忍口气，别轻易把对“汽车”的愤怒发泄出来。对“骑车者”这种卑微心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萧乾把象征性与现实内容融为一体，利用对比、烘托等手法，使作品更增强了讽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