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怀疑科技翻译有一天会，或者已经电子化，但我不相信能用计算机来译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哈代或任何作家的作品。

五四以后，新文学界创作与翻译一直并驾齐驱，而且，30年代曾有许多大作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翻译家，如鲁迅、巴金、郑振铎、许地山，等等。一个作家可在翻译中吸收新的创作主题和技巧，一方面丰富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也给本国文化界带来新鲜的域外气息。它能冲破地域、种族和语言的疆域，沟通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思想感情。萧乾将翻译比作人们每日主食之外摄入的副食，对他来说，作家写完一篇或一部作品，译点外国名著，既可吸收营养，又可调整休息。

关于创作与翻译孰轻孰重，萧乾觉得两者并不隔山，也说不上有高下之分，它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五四一代作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创作与翻译可以平行相长。至于脑力劳动的强度，翻译诗歌或经典著作绝不比创作省手。以翻译《尤利西斯》为例，他就觉得，译书所付出的劳动要比创作大，有时甚至大好几倍。因为创作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和心理感受的思绪铺在纸上。就心理过程来看，是单一的。当然，创作有时也会很苦，往往不知该从何下笔。但作家毕竟是自己的主人，凭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行事。

翻译反而没这么简单，译者首先要把握好原作的创作意图，力求将原作的形象和意境想象还原，然后再考虑将这种形象和意境传神地表达出来。在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忠实原作的精神实质，还要绝对避免自己的是非观念和好恶情绪。原作引用什么，译者不能绕过去，也得翻来覆去寻找根据出处，有时为了一个典故或引句，需要查询许多资料。原作者遮遮掩掩，译者得千方百计把隐晦变得一清二楚。像《尤利西斯》，有时人物在第5章谈半句话，后半句在第9章才接下去。萧乾为向读者负责，便通过注释指出这种前后呼应。他认为，翻译比创作更为艰苦。

对出版界出现的文学名著重译、抢译甚至滥译现象，萧乾颇为忧虑。抢译、滥译不用说了，就是重译，他也觉得除非原译质量太差，讹误太多，或新译确有独到之处，否则他不赞成一部书，往往是好销的书，这么无缘无故地译来译去。既浪费人力物力，又有损文德。对翻译者纯然为了职称或赢利目的，投机取巧，仅在旧译基础上，略加改动就以新面貌新译本重版的恶劣倾向，更要坚决杜绝。端正译界风气，提高译文质量，势在必行。

萧乾是希望翻译最好能结合研究，不然就成翻译匠了。对于较长的翻译作品，译者有责任写个导引式的译序，交代一下自己为什么喜欢它，翻译时有什么感受，认为原作艺术上有什么不足之处，不能只谈一下作者生平及所根据的版本了事。

萧乾心目中的翻译家，应当学识高深，经纶博雅，中外文运用娴熟，译意准确，文笔严谨，行文流畅。因此，他反对由几个人合译文学作品。他以为，社会科学、文件等尚可合译，文学作品切不可合译。它会影响到翻译风格的贯穿始终。合译者在文学修养，语言表述习惯，对原作神髓的把握等诸多方面，不可能整齐划一。这势必会影响到译文的整体质量，也会破坏读者的欣赏口味。

作为一种文字工作，笔头翻译与其他翻译，比如科技，大不一样。用文学笔调去译科技文章必然南辕北辙，大闹笑话，反之亦然。所以，他才不信只要把原文输入电脑，一按键盘，就可以译出所需要的文字。在科学面前，他并不是个顽固派。他不怀疑科技翻译有一天会电子化，但不相信能用计算机来翻译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哈代或任何作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