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世纪的小说写作开拓了新天地，无视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一种缺憾，一种落后，一种损失。

翻译家黄雨石在他中译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译后记里提到，《尤利西斯》和《芬内根的觉醒》是作者更为重要的两部书，但难以译成其他任何语种，更不用说汉语了。单从这个意义上讲，萧乾、文洁若夫妇历时四年，合作翻译《尤利西斯》真是对人类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凡具有世界意义而外国有的东西，中国也应该有，否则就是落后。他们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填补上一个缺了太久的空白。

有意思的是，当萧乾在研读乔伊斯半个多世纪之后，应上海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之约，打算动手翻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里借回几部英文版《尤利西斯》的时候，他发现有部两卷本的《尤利西斯》正是他1939年刚到剑桥时买的。两本书的边页上满是读书时做的笔记或注释。书的扉页上还有这样一段描述：“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在翻译过程中，文洁若初译，再由萧乾校订并润色，他努力把艰涩难懂的原作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有时还不自觉地打上京腔。《尤利西斯》书中除夹着法、德、意、西及北欧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甚至包括梵文。再加上乔伊斯经常使用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语、俚语及行话，给翻译带来极大的难度。另外，书中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描写也是包罗万象，包括哲学、宗教、音乐、天文、地理、风土、法律和医学等许多门类的知识。表现技法上，荒诞、言情、现实、抽象、意识流等什么笔法都有。为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更深入和精确地理解、把握原作的精神，萧、文夫妇参照多种读解、注释读本，共标出5000多个注脚，其中第9章的注释文字几与正文篇幅相等。

关于注释，30年代初萧乾在《国闻周报》上同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就“直译”、“意译”打笔仗时，表明过自己对翻译中加注的态度。他一方面肯定注解详尽这种“傻工夫”，是滥译粗译家所不肯卖的力气。像张谷若翻译的两大卷哈代的《还乡》，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注，他连小说中写到的英国的野花，都靠着植物学辞典给加了注。他还富有独创性地把韦塞克斯方言译成了他山东老家的土话。“详注”在精神上是一种美德，它代表学者的认真。然而对于需要直觉欣赏体味的文艺作品，为求读者心神的集中，最好还是尽力省俭，使注解成为阅读的向导火炬，而不是障碍累赘。萧乾译《尤利西斯》，在注释原则上并非是有背初衷，而是不得不如此。

萧译《尤利西斯》中译本的注释既包括对特殊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宗教习俗和都柏林风情的解释，也有对引语、典故出处的考证，以及作者使用文字游戏的解释说明和贯穿全文的特有的“呼应注”。这些注释非但不会耽误读者的阅读理解，反而对解读这部有“天书”之誉的旷古奇书，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这些难得的靠“傻工夫”梳理出的注释，还是中国乔伊斯研究者们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尤利西斯》的中文注释，不仅拓展了读者的知识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打开读者的眼界和思路。

《尤利西斯》的翻译出版，不仅对中国的文学界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观照到中国文化政策的改革开放程度。当时，有位美联社记者在一篇题为“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的报道中称：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而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翻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萧乾并没感到有什么惊奇，他在接受加拿大多伦多电台电话采访时干脆说，今天我们能译这本书，正可以说明中国在文学艺术上的改革开发。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单表现在国民总产值及坦克、大炮、飞机、军舰的数量上，像翻译出版这部世界公认的经典名著，同样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尤利西斯》为20世纪的小说写作开拓了新天地。无视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一种缺憾，一种落后，一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