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乔伊斯，我便下了三四年的苦工夫，搬着一堆百科全书来“猜”他的高奥。

萧乾最早听到乔伊斯这个名字，是1929年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杨振声先生开设的“现代文学”课上。但直到1932年在辅仁大学英文系接触到爱尔兰文学，才知道他是爱尔兰人。1939年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后，每月都要从菲薄的薪金中挤出钱来买书。奥德赛出版社1933年出版的刚刚开禁不久的《尤利西斯》是他抵英后买的第一部书。他在花了很大气力把它读完后，还曾给国内的胡适发过一张明信片，上书：“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1940年6月3日）

1942年夏，萧乾辞去东方学院教职，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当研究生，专门研究现代英国心理小说。正当二次世界大战西欧弥漫战火的岁月，他却躲在剑桥一间14世纪的书房里，啃读起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阅读了他所有的著作、评论和书信。尽管他更偏爱福斯特的小说，而且福斯特与乔伊斯在小说的艺术观上还是对立的，但他已觉得《尤利西斯》真的是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到了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开始西线大反攻时，他重操旧业，被报社派往第二战场任战地记者，后随美国第7军挺进到莱茵河地区。他只好放弃了正在研读的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芬内根守灵夜》，中断了乔伊斯研究，也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

1945年，萧乾去瑞士作告别欧洲的旅行时，专程到苏黎士郊区拜谒了乔伊斯的墓地。他在随后写的《瑞士之行》中这样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1949年，他又在一篇《“离开铁路三百英里！”》一文中提到，在20世纪的作家里，乔伊斯可说是整个被技巧迷惑住的一个。20多年前，他的《尤利西斯》已够玄奥了，他又花16年写了一本几乎天下谁也看不懂的《芬内根的觉醒》！字是他造的，有的七八十字母长，句子没有标点；在《安娜·拉维·普柳贝拉》一段里，写两个浣衣妇在都柏林城外小溪旁边洗边谈，话里把世界七十几条河名都插进去了，这有多巧妙！他下了三四年的苦工夫，搬着一堆百科全书来‘猜’乔伊斯的高奥。然而一个黄昏，当他在瑞士凭眺他的坟墓时，一个思想突然向我袭来：他究竟为谁而创作呢？

萧乾心里很清楚，艺术高峰只有在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能攀登。而乔伊斯那样的象牙塔，根本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似乎最适宜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可自我封闭起来，不许艺术创新，文学只能陷入死谷。萧乾很矛盾，一方面钦佩乔伊斯具有勇攀极峰的探索精神，一方面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又总认为像他那样的写法，是条死胡同；而中国从事写作和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了解像《尤利西斯》这样一部书的艺术意图及写法，它毕竟会对中国的创作界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