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遇上麻烦，倒了霉，它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的收容所。我个人这么倾向，旁人往往也这么想。有时候，翻译真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1936年鲁迅逝世后，整个文艺界悲恸万分，王芸生却在《大公报·短评栏》对这位尸骨未寒的文艺界导师大肆攻击。上海文艺界为之哗然。愤怒之中，萧乾向报社提出辞呈。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提出辞职。当时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积极支持，邀他参加《屠格涅夫全集》的翻译工作。后来是《大公报》老板胡霖不同意辞职，答应由报社弥补过失，挽回损失，他才收回成命。倘若真辞了职，他自然就搞上专业翻译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真能成为翻译“家”，因为充其量他这也只是迫于生计。这当然是谦辞。

40年代，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时，曾比较系统地研读过福斯特、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小说，有的非常喜欢。但他从未萌生过把他们任何一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念头。萧乾搞翻译，甚至包括他晚年翻译《尤利西斯》，从来都不是主动的选择。

“审干”使1956年成为萧乾翻译的多产年。反胡风运动之后，他由《译文》调出，当上专业作家，本计划下开滦煤矿体验生活，写一个反帝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审干”期间，人人接受检查，等候结论，不得任意走动。不能搞创作，也不能成天闲着。在这种无奈的情形下，他只好埋头搞起了翻译。一年的时间，他翻译出版了三本书：英国随笔散文大家兰姆姐弟著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国青年出版社）、捷克著名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节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英国18世纪批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1961年5月，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编译所工作。他衷心感谢翻译这根救命稻草在冥冥之中保护着他，使他没像农场的其他许多难友一样，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有的甚至改行去卖酱油，而是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文字工作。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佟荔”翻译的《里柯克小品选》。“佟荔”即萧乾化名。当时，他还戴着“右派”帽子。倒了霉，连名字也会臭得见不起人，只好借幼子萧桐的“桐”之谐音改姓“佟”，女儿的名字叫“荔”。萧乾绝不会想到，在过去了27年之后的1990年3月31日，加拿大驻华使馆专为重新出版由他增补、充实的《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举行了一个热情友好的庆祝会。这回，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萧乾译”。加拿大驻中国大使Earl　Drake先生祝词说：“作为加拿大在中国的代表，我非常高兴，这个版本将使这个伟大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里柯克的作品。我们很幸运，这部作品是由著名作家萧乾先生翻译的。他用作家自己的敏感和技巧，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会原著的精神和意图。”

60年代，摘了“右派”帽子以后，萧乾与人合译过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7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前，他已与李从弼合译过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此书到1984年才出版）。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回京探亲，泡病号，“赖”在出版社的翻译组不走。他发觉自己从没有这么“热爱”翻译，拥抱翻译，干得那么起劲。他甚至感到，若能这样了此一生，也是莫大的欣慰。他先后与人合译《拿破伦论》、《战争风云》、《麦克米伦回忆录》、《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并参与校订《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国际政治类译作。干校不止一次打电报催他回去劳动，他居然凭着这根“稻草”顶住了。

萧乾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所倾向的翻译，文艺的也好，社科的也好，都并非翻译本身，而是它能结束一个人如丧家之犬般颠沛流离的生活。确实，那些翻译全是应急之译。如《拿破伦论》仅是因毛泽东急需阅读，他和几位大学者一起连夜奋战，赶译出来的。

1979年，萧乾平反复出以后，若非《世界文学》的编辑，诗人邹荻帆盛情相约，他大概也不会主动去翻译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寓言讽刺诗剧《培尔·金特》。他搞翻译，虽然全属“被动”。但一干起来，总能全力以赴，心无旁骛，精心认真地对待每一部作品。1981年溽暑，刚做完左肾切除手术，他便插着一根导管，坚持译完了《培尔·金特》，而且译得那么传神。1983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根据他的中译本排演话剧《培尔·金特》，演出后引起不小的轰动。1986年12月，他也因出色翻译了这部剧作，在北京接受了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