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时而摇旗呐喊，时而也应带点锋芒。正如酒桌上有大鱼大肉，还宜有点酸辣泡菜。讽刺文学之兴盛，乃盛世之征兆。

我想把萧乾杂文与鲁迅杂文作个比较，会更有助于深刻了解。他们虽不是同代作家，且就杂文数量来说，萧乾与鲁迅并不堪比。但萧乾能以数量不多的杂文而跻身中国现代杂文大家之列，在杂文的艺术特色上是有起独到之处的。

鲁迅的杂文大都刻薄、冷峻，具有战斗性，似匕首，似投枪。萧乾杂文则更多带有英国随笔的清淡和雍容，读来不像鲁迅杂文那般斩钉截铁，而是轻缓舒曼，游刃有余。如果说鲁迅杂文是硬性的，有很强的力度，那萧乾杂文则是弹性的，使人感到一股韧劲。

鲁迅自幼熟读古书，古典文学修养比萧乾深厚，因此，他的杂文具有传统渊源。他偏爱魏晋散文，行文干净洒脱，常常灵活巧妙地引经据典。反之，萧乾是在宗教氛围里长大的，经常诵读默吟的是基督教《圣经》，更多受到西学的熏陶。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杂文风格。

鲁迅杂文中的幽默是典型中国式的，深沉、直露、富于哲理的睿智，但有时稍显得生硬、呆板。他深知泪与笑只相隔一层纸，只有真正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萧乾的幽默似乎具有一种异国情调，颇似英国随笔大家查尔斯·兰姆，在轻松、俏皮之中透出清醒的深刻，有时又在泪影下发出微笑。鲁迅的幽默是智慧型的，能够警醒国人的魂灵。萧乾的幽默是绅士型的，这与他在天性幽默的英国人中生活了七年有密切关系。

鲁迅在杂文中喜欢说反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萧乾的《红毛长谈》几乎篇篇运用反笔进行讽刺，抨击时政得心应手。鲁迅杂文中运用象征、隐喻、比喻，比比皆是。萧乾则惯用隐喻。

鲁迅杂文具有一种置人死地的毁灭性，辛辣、尖刻，言辞犀利，精辟警人，文风咄咄逼人。当然，他的杂文中也不乏抒情笔调，尤其早期的文章，不是恶毒地攻击，而是诗意地感伤恋怀。这种恋怀又往往是悲哀的，绝望的，是为被残忍毁灭的青春世界所唱的挽歌。比较来看，萧乾杂文舒缓多了，不似鲁迅杂文那样好斗，多是在不言自明的隐喻中表现自己对现实世界的鲜明爱憎。

就杂文的思想深度而言，萧乾与鲁迅不能同日而语。就杂文的题材来说，鲁迅除去直面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及怎么说怎么有理的论战文章外，涉及爱、死、牺牲、绝望、希望、历史、生命的意义等主题的杂文，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世界，亦是其杂文中的精华。萧乾杂文的主题比较单一，它主要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现实进行讽刺、批判和揭露，同时，构想一个乌托邦式理想国。萧乾的杂文成就以《红毛长谈》为代表，而它又是特殊环境和特殊心理情绪交织的产物，数量少，不可能具有鲁迅杂文的复杂性。

鲁迅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先驱之一，萧乾是崛起于三十年代文坛的后起之秀。杂文在鲁迅作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这是任何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无以为比的，而他又是那么精于、专于和擅于写杂文。他也许有点偏执狂，杂文成了最好的排解方式。杂文对萧乾来说，只属偶一为之，是过度性的。他的杂文写作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8年两年的时间里，这段时间也正是他思想最活跃、最驳杂的时期。解放以后，由于他担心写讽刺文学要冒为新社会抹黑的危险，不怎么写杂文了。好在萧乾留下了《红毛长谈》，它集中展现了他的幽默讽刺才华。而且，他在幽默讽刺技法上，是得益于狄更斯和亨利·菲尔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