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指责政治上的胡琴有多么专制，弦子有多么没个性！中国乐手又多么低能贫乏。

这同样是一篇暗藏锋芒的政治寓言，以音乐喻政治。萧乾先在译者赘言里对作者做了扼要介绍，意在不使读者产生疑惑，而此篇真当成是洋人写的纯粹谈中国音乐的文章。但精心的读者稍一留心，就能识破这篇露骨的译文，谈的实际上还是法治与人治的问题。

萧乾把虚拟的科科果史说成是位匈牙利籍久居中国的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造诣颇深。他给路过上海的邓肯大弟子慕尔鸣（慕你名的意思）伴奏时，可谓美妙绝伦。他能运用中国古典乐器表现柔媚的南洋，及巴勒斯坦悲哀游民的沉痛。最令中国观众不舒服的是，科先生用中国的鼓钹来表现野蛮原始的非洲。反之，科先生对鼓在中国只是助兴的乐器感到迷惑不解。本文的正题由此切入，即中西音乐之比较，实是以此来观照中西政治的差异。科先生在这里指出两点：一是西洋音乐注重和谐，中国音乐有调无谐；二是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而中国音乐则没有乐谱。萧乾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

西洋音乐围绕一个主题，可使不同的乐器发出自己不同的音调和抑扬，使主题更加丰满突出，听者能从千百不同腔调中，捕捉到一个总印象。这是西方多元政治的象征。而在中国，音乐表现上也是独裁，中国人认为音乐美在乎齐，为了一个主题，乐手们不是像西洋那样追求曲折错综的变化，而是机械地望着独裁胡琴手的脸。萧乾以此引申西方社会，可以不受束缚地畅所欲言，而在中国，蒋介石这专横跋扈的胡琴手强奸民意，扼杀舆论，只许齐，不许异。

萧乾对此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讽刺，感叹胡琴手有多么专制。这是中国政治的真实写照，乐手们只要与胡琴手（指独裁政府）保持一致，是很容易谋个一官半职的。如果有谁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首倡地球圆说的先知加立立，与当时整齐划一有调无谐的寺侣音乐唱出异响的话，即会被教廷酷刑。显然，萧乾是把中国的专制独裁与中世纪权力无边的罗马教皇相提并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桎梏与消解在此可见一斑。

再者，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意指欧洲政治是依法办事，一切按即定的乐谱（法律秩序）。中乐之有调而无谐，造成了中乐无谱的惨痛事实，就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君王专制是造成今天无法可依的元凶。更为可悲的是，今日既有乐谱，也未必去遵循的了。那统驭一切，藐视一切，压倒一切的鼓手，只要同僚与他取齐。倘有乐手按乐谱去辩驳自己的走音，他会即刻成为乞丐。而在欧美，乐谱，即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文章最后，萧乾更是以锋芒毕露的语言反讽专制统治的可怕，无法即自由，造反就有理。在粗暴的鼓槌之下，美丽淳朴的国风变成了阿谀帝王的媚语；那欢喜的婚礼，却变成了杀气腾天的擂台。中国音乐史上再找不到比这阶段更恶劣的了。他呼唤中国可以早日跳出单调之故槽，走上各个乐器表现特长的大和谐。

萧乾对西方的按谱奏乐肯定赞誉过了头，这当然也和他当时的心境有关。二战结束后的欧洲，主要是西欧，迅速转入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而中国却再一次爆发了全面内战。他又是恰在此时从烽火已经熄灭的欧洲回到笼罩着内战阴云的上海。他只能在对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颂扬中寻求政治上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