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是在借用一副陌生的面具，说点当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译文是伪装，是借戏剧来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戡乱。

这篇和《中国音乐往哪里走？》是萧乾的两篇假翻译。前者是伪托挪威人C.K.Gorgormon写绵远译，后者是假托匈牙利人K.科科果史写宗实译。之所以采取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而在文人随时可能失踪的日子里，又想出出气，骂骂国民党。

萧乾在读18世纪英国文学时，最喜爱斯威夫特和菲尔丁两位讽刺大师的作品。在各类体裁的文学中，他最倾心的也是讽刺文学。因为写这种作品，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大都需要勇气和机智。像菲尔丁，一生潦倒，最后客死里斯本，但他敢用手里的笔，犀利而巧妙地直诛当朝宰相。

《中国舞台的歧途》是萧乾1946年6月1日在重庆写的，当时国民党特务正疯狂搜捕爱国学生。这让刚从言论自由的英国回来的他怎么服水土。心中气愤，又不能正面顶撞，否则不是被捉拿，就是被暗杀。他只好借洋人谈论中国戏剧和音乐来对时局表示自己的看法。

不言自明，中国舞台是指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萧乾一下笔就发出抱怨，中国舞台一向便在短打扮的导演之下，好像没他们，戏就没法演。在这点，中国戏剧革命可说不但尚未成功，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好端端的戏台子，让短打扮的玷污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不仅未真正走向最后成功，相反，短打扮横行，使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更加不伦不类。显然，短打扮是指十分猖獗的国民党特务。

除此，中国舞台还有一类最令人生厌的角色黑头，油亮亮的脸上是一片凶狠，撇着嘴巴向整个剧场怒视。打呀、杀呀是他们的专利，只有见了主子，才乖巧地把头叩得山响。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捉、打、杀三部曲。在他们眼里，随着一声杀，脑袋落地，是最经济而爽快的手续。很明显，黑头是傲下谀上、霸气十足的国民党军阀的变形。他们被专制主义支撑着，不是释迦、耶稣式舍己成人、造福世人的英雄，而是惟我独尊的霸王，似一块巨石，沉沉地坠在中国进步的脚跟上。

笔锋到此转向议论。中国向有颂扬清官的传统，好像承认官本不必清。萧乾深刻而敏锐地指出，倘若遍地是清官，就用不着颂扬了。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戏比旧戏要有本质上的改观。此意指国家政体的改观，即实行民主政治。传统戏莫不根据一个固定剧本，不得任意改动。这里的剧本指的是宪法及法律。而关键之关键还在于，切忌由一位当红演员唱独角戏，所有人物都应各有其地位，不可呼啦一大片跑龙套的，也不许在一个人身上披满了锦绣。讽刺已很露骨，独占舞台的当红演员当然是指蒋介石实行的独裁统治。因此，中国戏剧，即中国现代政治，虽历经三十年曲折，却仍旧停留在文明戏时代，即政治的半蒙昧状态。这是中国观众的真烦恼，也是世界剧坛的大污点。

文章在悲怨的忧虑与乐观的祝愿交织中结束。萧乾把当时冥顽不化的中国喻为四不象的舞台，我想主要是民主、自由、法治、民生四不象。若这样下去，将不再有观众，意指失去中国人民。这是忧虑。中国的舞台需要现代化，世界已伫候三十年了。这或可算做祝愿吧。萧乾希望中国能尽早结束旧戏，使中国舞台呈现出现代化的生机。

有趣的是这篇冒充外论移译的寓言式论文发表以后，竟使戏剧家田汉上了当。他以为真是一位洋人在谈中国戏剧，就代表上海戏剧界在《申报》上写文，一本正经地就中国戏剧的现状及发展做了一番答复性的描述。如此看来，萧乾这样讽刺也确能瞒过国民党。不过，其讽刺的力量也打了折扣，不似鲁迅杂文那般直截了当，富有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