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是红毛的第二篇杰作，它以当时的中国不配法西斯化反讽中国的政治体制依旧停留在中古时期。萧乾的用意并非仅限于此，他从多方面对比了国民党与德国纳粹的异同，从另一方面揶捡中国竭力讨好、奉承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欧美大都会华丽旅馆请鸡尾酒，重资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试图在国际社会确立中国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时讥俏中国在一些方面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机器也。中国生产未机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

中国之可怜在红毛的戏谑文字中可见一斑：正牌法西斯如当年之德意，本身经济既有办法，国力又充足，可任举世谩骂，置之不理。短简几笔，便勾勒出国力充实、飞扬跋扈、傲视世界的纳粹法西斯的形象。而贵国不配法西斯化理由之一是中国太穷，须仰仗他人扶助；太弱，实在不敢向举世挑战；结果伸出拳头来捶倒身边几个瘦鬼，势必又缩回去充老实人。原因还是中国太穷，而救中国穷的是相信民主的；太弱，而保护中国，在国际场面上支持中国面子的又是民主国家。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犹如一个发育不健全，营养不良的畸形儿，太穷，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举世挑战。她渴望着健壮和骠悍，无奈自身百孔千疮，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国家救济和保护，撑起门面，以求在畸形中继续畸形地发展，不致沦落消亡。

这只是中国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则在贵国人民之素质。红毛凭阅史书和与人接触，断言中国人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乃法西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也。法西斯化重纪律，尚英雄崇拜，把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座兵营，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国人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饭，拉屎，生儿子，病了吃药，死了入土；袁世凯可来，张宗昌可去，而中国农民却最后仍是主人。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表明中国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法西斯化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那种传统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人脑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相加，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闭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家园。

很显然，萧乾极为推崇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但那只是个遥远的梦想。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中国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基础不一样，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个性主义无疑是民主国家的产物，它以人权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秩序里享有充分的个性权利。而个人主义却是专制集权的衍生物，一个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权力便是所有人的权利，决不许个性权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换言之，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权利空间，尊重他人自由成为可能，个性主义得以张扬。而在强权独裁下，个性权利被无端斩于马下，其自身抗体发生变异，便自然生成了只讲一己私利的个人主义。我不享有权利，谁都别想享有权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许人们的灵魂中都有一块个性主义的自留地，只有遇到适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才会长出茂盛的庄稼。那便是像萧乾所希望的，把中国的个人主义民主化。

夫交通灯者，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而交通灯运到贵国改由警察开，也有如外国总统制运到贵国即变成袁世凯之皇帝一样也。萧乾饱汲中西文化，对中国变换西方民主制的技法颇为了解，他以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来暗示，任何民主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变样，交通灯、总统制仅是一两个方面。

交通信号的颜色全是由人来规定，红色危险，绿色安全，找不出什么理由，倘若哪个地方硬是规定红色安全，那绿色便被视为可怕了。总之，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定，在红色与绿色中间，还有一过渡的黄色。萧乾以这三种颜色分别比作国民党、国共之间的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国共双方到底哪边为红并不重要，也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黄色的存在本身意义不大，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车惨祸。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们虽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正因为此，国共双方才在两路口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尽力争取黄色为己用。黄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飞溅之悲剧也。当红、绿灯交相争艳，国共重燃内战烽火时，黄色就没用了，只能瞠目而视。所以，此并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

交通灯下的警察好比当权者，他在纷**通的喧嚷声中，伫立在太阳下，也算受尽了辛苦。即使为了那可怜的警察，也希望中国的政治交通赶速自动化。萧乾以一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透过一连串的比喻，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交通的混乱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里？萧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颗公道心！他随即慨叹，中国的交通灯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为。他把中国如何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给了政治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