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但从懂事起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一个人或他的王朝说了算，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发言权。

然而从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到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张作霖、吴佩孚说了算，就是蒋介石说了算。遇有不同的声音，不是失踪判刑，就是饮弹龙华。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阀枪杀，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辑队，要不是被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也难保不丢命，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毙人的地方。所以1939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国家前往英国的。看到人家的领导是靠选票上台的，因而，不称职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看到即便在战时，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罪，对不适当、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可以指了首相的名字痛斥，而不至关监狱，更不会失踪，自然好生羡慕。

还有叫他更难以理解的，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意法西斯作着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伦敦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的《和平新闻》，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苏联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当时苏联还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邱吉尔首相迫于舆论的压力，还向一个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要是换个地方，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民众也会把它捣毁。

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优劣。在他心目中，言与行是很难分的。大敌当前，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竟然还有唱反调的，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却出版反战报纸，鼓吹和平，还不构成叛国行为？然而不，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德军飞机来袭，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即便出于疏忽，也轻饶不了，会处以重刑。而出版反战报纸，仍属言论，只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对民主、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尤以《舆论、广播、宣传》和《瑞士之行》为最。

瑞士应可以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的。由此看，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条件。使瑞士各民族人拧成一团的，正是他们那坚固的民主制度。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谁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谁也不是奴才。社会上，政坛上，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达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

《舆论、广播、宣传》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越是国难当头，越要讲求民主。越是同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否则，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这表明，越讲求民主，人民就会越拥护政府，因而国力就会更强大。

但作为一个东方人，萧乾直到晚年仍不认为我们应把民主自由的尺席放那么宽。我们像四十年代的反纳粹战争一样，在同贫穷和落后作殊死战。绝对自由对于我们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标下，还应允许不同的声音。为统一口径而堵塞言路，得不偿失。

不难看出，晚年萧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确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他这两年间写成的以《红毛长谈》为代表的杂文和为《大公报》所写的上百篇社评能证明，他当时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

《红毛长谈》是萧乾作品中一部极富特色的政论讽刺杂文集，经历了欧战风云的萧乾从英国一回来，便陷于一种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到上海以后，他就想写个专栏，以洋人文白相杂、似通非通的文字来写，揭露中国社会现实的弊症和政治统治的腐败。这样，一可以隐瞒身份，二本身即带上了滑稽色彩。萧乾当时正处于迷茫时期，旅英七载回来看到上海特务横行，深恶痛绝。他和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家就在深夜无端遭到过特务的骚扰。另外，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根本没什么阶级观点，仅求不打仗，国人平安过日子。再者，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顺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乌托帮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实际是梦想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那个时候，国人对洋人，尤其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俗称红毛。上海人对外江佬多称阿木林，而塔塔则是英国下层社会妇女再见时的用语。红毛长谈及其署名塔塔木林由此而来。

梦境常是失望者的乐园。萧乾自然无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是运用反讽这一艺术表现手段，以虚幻的理想向黑暗的现实挑战。一管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透过一连串的政治性比喻，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及其根源。他反对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真正的出路在哪里？萧乾的答案是：容忍、守法和一颗公道心！

《法治与人治》是《红毛长谈》的开卷首篇，写于1946年秋。这无疑是个偌大而难以解答的题目，此类问题在国民党时期找不到答案。提起法治，自会有人冠冕堂皇地高谈阔论一番，说到人治，也必有那有识之士斥之为通向未来文明之路的狗屎堆。中国何时能实行真正的法治，屏弃人治，在萧乾看来似乎是理想以外的事情。所以他要先以红毛鬼的身份替中国的法治运筹帷幄。

文中暗示国民党以防乱为名，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而在宣传上却力避使用内战字眼，以逃避罪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维护自己统治，消灭异己当然是最好的途径。控制了新闻媒体，欺世瞒人也就来得容易。中国人向来择词谨慎，盖任何欧西国家，大乱之后，如他国平静无事，埋首建设，而己国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认起了哄，此丑貌，虽纽约五街之美容专家亦难装饰者也，该国精力亦必倾于消解内哄。而贵国独与内战与内乱间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证贵国人士对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贵国虽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战斗性，此亦研究汉唐文化之欧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对于这种内战纷扰，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国家个人种种问题都必迎刃而解的国父遗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红毛笔下，上海大世界可真荣光万分。每遇红毛记者，辄称之为伟大的同情者。满城悬旗欢迎，小学生列队呐喊，这当是政府主使所为。而一旦红毛措辞不恭，便不准其发电报。事实上，红毛记者之奉命来华，无异于三轮车自外滩而南市，职务所驱使者也。

红毛自称来自欧洲人种文化宗教最复杂的一角，深知中国没有天主、东正等新、旧教之分，且疆士广阔，文化同一，应是得天独厚。故内战起伏，妨碍统一，人为之也。同时，阔家小姐少爷极尽奢靡，沪埠之流线汽车，大饭店餐馆之玉杯象箸，室装溺器，可与秦阿房宫相比而毫不逊色。寻常百姓，没有金条，是住不进亭子间的。难怪红毛慨叹，中国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而物质最缺者，厥为屋顶也。

不难看出，文章挖苦了国民党用念遗嘱代替建设，对洋记者一面溜须拍马，一面又不许报道事实真相。同时，痛斥上海阔家公子小姐的糜烂，以及没有金条租不到房子等国统区的情况。

萧乾在文中流露的反讽技巧常令人钦佩。文章最后有一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讽刺：红毛在林中散步，被凭空扑来的一黑白犬在余小腿肉厚处狠狠咬了一口。余忿然质问：汝兽类，奈何凭空噬我一口乎？犬夹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举足踢我矣！故先发制你。鸣呼，此中之悲剧也。这段人兽对白，无疑是篇中精华。人无信任，犬无保障，咸先噬人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思故中国问题之根治，在终止人治，施行法治也。这自然是萧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国共双方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决不能像狗一般凭空扑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行人治则恐尚需时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