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间讲求道义、仗义和信义，国与国之间在平时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偶尔也肯拔根汗毛。然而在关键时刻讲的是绝对利己主义，连背后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干得出。

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日子。二战期间，萧乾一直在抗击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欧洲前哨堡垒英国，并几乎是惟一在世的二战中驰骋过西欧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他的“回顾与反思”该是有独特思想意义和非凡史料价值的。

1994年12月初的一天，我去他家聊天。我说读者一定希望他写，并一定愿意看他回首二战的文章，以一本《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献给二战胜利50年，是多好的纪念。因为他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当时他刚和夫人一起翻译完《尤利西斯》，手头正闲，说这里可有文章可写。他让我帮他到国家图书馆借些有关二战的英文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希特勒传》、《邱吉尔传》、《戴高乐传》、《斯大林传》等。二战留给人们的思考和教训太多了，尤其在二战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摧残、**苦难的中国人，更应从中认真总结和反思。我们不是常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并可能重蹈覆辙吗？

萧乾边读史料，边结合自己的亲历，进行深刻的哲学和历史的省思。没过几天，1994年12月12日，他给我写来一信：

“光明，承你提醒，我才想起一晃儿就来到二次欧战结束50周年这个大日子了。从1940年希特勒的狂轰滥炸到四人帮的暴政，我都经历了，而至今还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不能不有股自我庆幸之感……从头到尾经历了那场大战（正如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越发相信这世界的走向不取决于巨头——无论那巨头多么巨，多么威风……所以二次大战对我的启示首先是：凡想奴役旁人的，是枉费心计。世界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一时的倒退，到头来会更前进。当年被千百万人伸着右臂喊‘元首万岁’的那位，如今连一撮粪土也没敢留下。本此，你也许可以给我扣一顶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帽子。我希望更多的人戴起这顶帽子。它能使你昂起头来，超越畏惧与绝望”。

这之后，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以“回顾与反思”为总题，一口气写出八篇文章。加上40年代所写“现场报道”式的欧战特写，以及80年代重返欧洲之后所写的几篇“旧地重游”式的忆旧感怀散文，连缀成《一个中国看二战》一书，1995年5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八篇读起来虽也有点像回忆性的散文，但我把它们算作“特写”。

我不能不敬佩萧乾在85岁的高龄，还能有如此高屋建瓴的视野，有如此敏锐深刻的思想，有如此壮怀激烈的才华，有如此锋芒犀利、纵横恣肆的文笔。《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倒没什么新意，几乎只是写自己海外旅行记者生涯的旧作的浓缩。《〈慕尼黑协定〉——二战的前奏》和《二战史话》两篇都很短，也不过是在炒冷饭。

《纽伦堡审战犯》就已显出锋芒了。萧乾认为纽伦堡审战犯本身就是一部极好的历史教科书，它不仅全凭的是证据而非言词让战犯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负责。他借用纽伦堡法庭上一位德籍律师的话，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深沉的思考：

“曾经在精神和文化领域里出现过那么多杰出人物的德国，何以竟向希特勒这样的人高呼万岁。并且跟着他陷入人类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呢……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睁开眼睛正视独裁主义这个祸根。它践踏正义和自由，用恐怖、腐化、谎言的手段进行统治。它藐视人权，最终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

《力挽狂澜的邱吉尔》、《顶天立地戴高乐》和《混世魔王希特勒》三篇，既可看成是藉着历史特写人物，也可看成是藉着人物来特写历史。

邱吉尔是在英伦三岛存亡关头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并成为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中流砥柱。他认为战争胜败首先取决于意志与决心。他一生反苏，但当纳粹进攻苏联时，他马上成为莫斯科的盟友。萧乾认为，在邱吉尔身上，可以看到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的辨证关系。他在千钧一发之际临危不惧，顶住了侵略者，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邱吉尔为自己订下的行动准则是：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然而，他却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遭到惨败。萧乾究其原委，何以人民不买这位文武全才的帐，那是因为他们明白能打仗的未必能治国的道理。

萧乾之所以把“顶天立地”四个傲然伟岸的大字送给戴高乐，我想是因为戴高乐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他理想中治国者的形象：性格上，他耿直不阿，倜傥不羁。当总理和统帅都挂了白旗附逆时，他却孑然一身以一腔对祖国的忠诚，拒绝战败的事实，只身流亡英伦，组织起“自由法兰西”，继续奋战，直到凯旋巴黎。他没有大国的实力，但丝毫不损大国的尊严。他最常说的就是一个“不”字。

尽管戴高乐一生中有不少失误，但最令萧乾心仪不止的一点是：在他当政期间广开言路。当时法国正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报纸都受政府津贴。即便这样，法共的《人道报》也不受歧视。萧乾还清楚记得当年他在巴黎时，几乎所有报纸天天都在指责政府，有的甚至破口大骂，但无一遭禁。戴高乐既不搞裙带关系，也不受小人包围。他独来独往，光明磊落。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不啻是对为政者所发。

而希特勒之所以是“混世魔王”，也在于他在这点上就与戴高乐截然对立。他大倡血统论，把亚利安种族誉为天之骄子，把犹太人视为应消灭的贱民。他在政治体制上坚决反对民主，痛恨个人自由。一切领袖说了算，主张实行“用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独裁政治，绝不能实现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他统治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异己，并要芸芸众生服从和效忠，并使日尔曼民族成为世界的盟主，为万国所拥戴。

萧乾把希特勒比为20世纪人类的头号反面教员，他在亲历二战50年，重新思考了这个大恶人及其纳粹党的发家史之后，得出一个浅显又深刻、简单又复杂、极易理解又极难实施的“感想”：民主太抽象，总有个哪家的民主的问题，而广开言路则更为“实惠”，因为它也许更能杜绝把一个国家推向独裁的可能。试想，倘若当时德国的正义之声能占上风，及时并充分地揭露出纳粹这伙的阴谋，历史也许就是另一个写法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一战、二战历史的轮回不正说明，人类有时完全是在不自觉的无意识中重蹈着历史的覆辙。如此下去，人类还会有更大的劫难发生。

由此，我感觉《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就带有了警示世人的历史箴言的意味。这篇特写分六部分。

一是“工人也有祖国”。萧乾从战争的性质可随一个大国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改变这一令人费解的历史悖论中，分析当时英国共产党员们的“爱国主义”何以会与莫斯科代表的“国际主义”尖锐地对立起来。不知是历史讽刺了人类，还是人类讽刺了历史。作为亲历过二战的中国记者，萧乾是在50年以后，才将他当时的困惑和疑问昭示出来：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远不是人类走向乌托邦的向导，它也许只不过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单位。它的指示是以苏联政策为依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这个悖论的再现。而这在当时也是天经地义的，谁对它产生置疑，谁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

二是“国际无信义”。萧乾说世上最不值钱的，莫如国与国之间的保证了。二战就是国与国之间鼠目寸光的利己主义小算盘所酿成的恶果。盟国之间也是只讲利害，不讲道义。他生动地列举历史的实例来说明，希特勒洞晓英法恐苏，才能随心所欲地钻空子；纳粹闪电进攻苏联，英美也先绥靖着；而开辟第二战场，主要是英美怕苏联率先打到德国，成为战后整个欧洲的盟主。这样的大亏中国也吃过，1940年夏，邱吉尔为保全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地，绥靖日本，竟下令封锁了中国抗战惟一通向外部世界的咽喉孔道滇缅公路。

萧乾得出一个无奈而实在、炎凉而深刻的历史结论：个人之间讲求道义、仗义和信义，国与国之间在平时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偶尔也肯拔根汗毛。然而在关键时刻讲的是绝对利己主义，连背后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干得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只能自强不息，绝不可信赖旁人的保证。

三是“我终于醒悟了”。纽伦堡审战犯不是靠法官的木槌，而是依靠法律程序，依靠如山的铁证，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凡被判刑的，从没听说有谁需要改正或平反的，甚至连量刑不当之类的怨声都没有。这就说明，审判不是泄愤或报复的同义语。显而易见，萧乾借说纽伦堡来揭示像1957年的“反右”，就是不允许被告有辩解的权利，所以才会昔日“错判”今朝“平反”者，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众。

四是“不许背后叛卖”。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背着中国用中国领土的主权做了一次肮脏的交易，斯大林向邱吉尔和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战后租借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为自由港。萧乾由此建议联合国宪章该加上这样的明确规定：永远不许背着有关国家（也即是在有关国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对那个国家做出任何涉及主权领土的决定。

五是“一个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疑问”。半个世纪以来，萧乾一直在叩问自己，二战非打不可吗？在纵容希特勒这点上，他认为英法应负主要责任，苏联也难辞其咎。1940年6月18日，当法兰西陷入纳粹之手时，苏联外长莫落托夫竟向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的疑问在：苏联这个信奉马列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鹄的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是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从全局出发，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打着打算盘呢？还是同张伯伦和达拉第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打着小算盘？

我的疑问是：历史会提供答案吗？历史的答案就可靠了吗？还是让历史沉默吧，人是经常会让历史说假话的。反过来，但愿历史能让人说真话。

六是“结束语”。战争意味着骨肉生离死别，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结，意味着愚昧、野蛮、歹毒和破坏。萧乾相信，人类社会只会前进，任何拖历史后腿的企图都必惨败。但对待战争的态度应该是，一反对，二不怕。因为正义终将胜利，就像二战的最终胜利属于世界人民一样，这是历史的规律。

让善良的人们远离屠杀生灵的战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