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务首先不是对生活做出评判，而是记录自己的观察。但绝非有闻必录，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我憎恶权贵，反对压迫，尊崇理性，向往真理。

即便是萧乾的早期特写，一出手也称得上精致工巧，只是他才刚进入人生的门槛，对人生里的一切甘苦还没有体察，所以笔力还不够凝练厚重。记静物静景，已够细腻、亲切、活泼、宛转，但刻画人物尚欠火候和劲道。像《平绥道上》就零散片段得如一张张风景明信片。即便是“鲁西流民图”一组特写，灾情写得那么可怕、可怜，但还是让人觉得他有置身事外的感觉，有点冷静远观的姿态。换言之，他那时采访还是自然胜于人生，尚谈不上去触及人生的灵魂深处。好在他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在驾驭文字上的才能，倒可以把他的短处遮掩得不那么明显了。

萧乾写特写总能很聪明地取材，他有本事把最平凡的故事，用最不平凡的意象糅合堆积起来，随手铺陈开来，又随手收敛而去，放纵自如，自然飘逸里带着极诚恳的热情，使读者看到壮烈惨痛处不禁怦然心动，却又酣然若醉。他那晶莹的笔墨使人心眼明朗，直像夏日饮冰冬日拥炉般恬爽妥帖。

萧乾的早期作品，不光小说，特写也是，多在手眼身法步上与沈从文有相当近似的地方，从文章的骨肉枝叶，直到遣词造意的技巧安排，无不如此。这自然是沈从文这位严师刻意“**”的结果。不同只在风格上的差异。读沈从文常使人爱不忍释，得含英咀华般细细品味，性急气燥不得，掩卷回甘余味，犹如涩涩的西藏青果，挥之不去。而读萧乾，则觉有股畅快的爽利，如饱啖新疆哈密瓜或岭南鲜荔枝，一口气吞下绝不嫌多，还准保不伤胃。但也许是因为萧乾太过追求爽口，更可能是特写这一文体的特殊限定，使他的许多特写还是显得不够结实。像写岭南那几篇，甚至战时伦敦的几篇，都使人有仓促急就之感。趣味有余，力量不足，不似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结实得烙入你的记忆。

萧乾把写特写比为像在一个鼓面上跳舞，地方狭窄，却必须要显示出良好的身段和艺术魅力。他明白特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写作，它不能仅止于报道事实，还要衬托出事件与环境、背景等构成的条件。从一开始，他就把特写同一般新闻性的报道文字区分开来，而把特写看得同文学创作同等重要。即便是一篇不长的消息稿，最典型莫如《（旧金山大会）大会开幕盛况》，他也用文学创作的方法去写。他很好地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植入新闻特写，如表现油画扎实功底的素描写生，小说创作刻画人物的白描勾勒，甚至摄影中全景摄影、特写镜头和瞬间抓拍等的运用，都十分老到。他既注重描摹人物、摄取典型场景，注重截取反映社会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横断面，注重以“小画面”来折射“大时代”，以“小人物”去表现“大题材”，以“小事件”来阐释“大主题”，更注重“鼓面上舞蹈”的艺术技巧。这使他的特写不光成为他自己“采访人生”的一个载体，真实反映人生的一份文学历史的纪录，还具有了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萧乾说，他永远是人海中的一名记者，把人生当作随时随地采访的场所。他认为，记者的职务首先不是对生活做出评判，而是记录自己的观察。但绝非有闻必录，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心灵和思想上还要有一面良知的灯盏：憎恶权贵，反对压迫，尊崇理性，向往真理。实际上，他在特写写作上比他这素朴的特写“理论”走得更远，他的特写已不光是他采访人生的纪录，更纪录着他深沉凝重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历史的哲理思考，蕴藉着丰富而深湛的文化意蕴。

1947年，萧乾将自己的特写结集为《人生采访》，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意味深长的是，在时过30年之后的1977年秋的一天，当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把他中学时代省吃简用购藏并保存完好的几本萧乾的旧作，带到他家请他题跋时，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写这些特写时，我还不曾受过一天党的教育，因此，必然有错误。惟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不曾粉饰过，歌颂过。主观上，我一直是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如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我没看到一个不会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一片哀吟而已”。

他这样说自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尚未恢复“自由”的心境密切相关，难免对自己特写的评价失了公允。好在有他的文学师傅沈从文早在50年前就以一贯漂亮的文字，对他做了极为精到的评价，他应该感到庆幸。萧乾去世以后，我越发觉得，对他来说，艺术上最好的文学师傅和知音，一直就是沈从文。他俩的友情最后以悲剧终结，实在是个太大的遗憾。

1948年1月31日，沈从文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特写》的文论，评述了范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徐盈的《西南纪游》、《烽火十城》和《华北工业》和萧乾的《南德的暮秋》以及其他海外通讯特写。他给自己这位得意弟子以极高但又不失公允的评价：

“《大公报》记者萧乾，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第一人。他明白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再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它作成一幅幅明朗生动的速写。写英国人民于钢铁崩裂、房屋坍塌、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受分定上各种挫折时，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以及对战争好转的信心。写人性的美德，与社会习惯所训练成的责任，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正为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给其本国作报道时，从萧乾作品中看来，自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例。并且这只是个起点，作者作品给读者印象更深刻的，还应当属随盟军进入欧陆的报道，完全打破了新闻的纪录。用一个诗人的笔来写经过战火焚灼后欧陆的城乡印象，才真是‘特写’！虽说作品属于景物描写多于事件检讨，抒情多于说理，已失去新闻叙事应有的习惯，但这种特写的永久性，却被作者很聪敏的把握住了。且至今为止，我们还不曾见有其他作者，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能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获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沈从文认为，对一个优秀的特写作者来说，广泛的学识与人类的温情，都不能缺少。而且，理想的叙事高手，还必须有专家或学者的知识，以及一个诗人一个思想家的气质，再加上点宗教徒的热情和悲悯。有了这些足够高的综合素养，经过十年八年的锤炼，才可望留下“新而持久的纪录”。中国现当代特写作家中，能达到沈从文所定这个难上难标准的实属凤毛麟角。萧乾算得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