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瑞士之行》一文，提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统一，明摆着就是针对当时国内现状的。

1945年底，胡霖致信萧乾，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希望他1946年尽早回《大公报》设在上海的总管理处。不久，胡霖又来一信，要他离英之前去趟瑞士。

瑞士之行是萧乾向欧洲的告别旅行，也是继英国大选之后，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又一次体验。他的《瑞士之行：一个中立国的启示》即是根据这两周的访问写成。在瑞士，萧乾瞻仰拜谒了詹姆斯·乔依斯的墓地，并为瑞士美丽的湖光山色所陶醉。但在《瑞士之行》中，他并未去描绘瑞士秀丽迷人的山水，而是着重写了瑞士的民主制度，分析它经济繁荣的原因和为中立所付出的代价。

萧乾以为瑞士“是一个少变化少发现的国家。整洁、精明，超然地观察着人类的兴亡，巧妙地盘算着自己的利润，却不分享人类的激斗中的戏剧”。但他哪里是在客观报道一个中立国的情况！那明摆着是针对国内现状的。关于瑞士的“一本万利”，他的分析可能全部谬误。他只为衬托、慨叹国内是在做着“赔本生意”。

确实，萧乾的笔是指向当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原始的民主》这一节，实际上是以瑞士的民主反衬当时国内的专制统治。“瑞士人民最酷爱自由，而又最守法；这一来，当权者不必过分拘束人民，而人民也没有叛革的必要。瑞士人人是武人，然而全国百年来从无所谓武人阶级。”对照国内，一方面，蒋介石政府不给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一直实行军事强权统治，不仅有强大的武人阶级，而且对人民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瑞士联邦的总统绝对直辖于议会，总统与平民没有界限，而中国的蒋总统具有天大的权威。

瑞士人珍爱自由甚于生命，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中国的帝制过久，“自由”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中国人惯常把“自由”与自由散漫、无法无天连在一起。殊不知自由与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在瑞士，看不到军队镇压，街上也少有警察巡逻。在中国，国民党特务横行，军警施暴。

瑞士政治和经济的成功，都是基于教育的发达。而当时中国的教育水准还相当低下。没有教育，人民不会有自由的意识，也就不会有民主自由的国家。

萧乾认为，统一可以用两种方法建立：以一个有权势集团压制着其余的民众，这可以完成暂时的统一，可是一旦反了掌，十年的积怨必为子孙招来五十年的磨难。另一个统一方法是承认每个单位的基本权利。他觉得这后一种方法是彻底的统一门径。瑞士正是靠了它，牢固地把三个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政治民主、教育发达、生产和谐。而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统一途径，恰恰是前者。萧乾巧妙地以盛赞瑞士民主制的方式，竭力呼呈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同时也是对国内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有力抨击。他用这种“一箭双雕”的写法，来引发人们自觉参照瑞士的民主，对比国内的政局。

《瑞士之行》体现出萧乾的民主自由思想，他希望中国能够真正摆脱帝制传统，剔除独裁，实行瑞士式民主议会的政治制度。

1946年3月，归心似箭的萧乾在伦敦登上“格林诺高”号货轮，踏上了归途。船在新加坡勾留了30多天，这段时间，他踏访了马来半岛，虽然刚刚摆脱日治的这片土地上依然飘扬着米字旗，但民族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萧乾由在马来半岛的见闻写成《劫后的马来亚》，他在80年代编选集时，将“讴歌殖民主义”的部分全部删去。

《劫后的马来亚》主要描述了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马来华侨艰苦的奋斗史和他们对祖国的热望。他们的国家意识一向超过政治意识，华侨的大多数是无党无派的，“对祖国是一腔的爱怜，深刻的失望”。他们要的是一个“对外强硬对内宽容的政府，实行民生民权的政府”。但他们对祖国太过失望痛心，恨祖国不争气，币制崩溃，内战纷起，政治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很显然，萧乾又在借题发挥，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直接揭露。他还意味深长地回顾了马来亚共产党的发展，分析了当前的现状，把他们称为一批“有胆量，有主义，有纪律的青年”，表现出“五四”和“五卅”的激昂果决。另外，劫难以后的马来亚新闻业勃兴，华侨教育普及，政党组织林立，言论自由的程度超过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萧乾无非想说，蒋介石对自己的同胞甚至还不如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