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作家更是如此，要使想象力飞越人为的界限，使理智的诚实替代可怜的忠效。

《龙须与蓝图》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包括《关于机器的反思》、《易卜生在中国》、《龙须与蓝图》和《文学与大众》四篇演讲论文，1944年7月由伦敦引导出版社出版。

《关于机器的反思》谈的是英国长篇小说中关于“机器”的处理，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机器”的看法。《易卜生在中国》主要讲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海上夫人》等，对五四期间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表现出的憎恨、抗争、反叛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正好适应当时中国青年渴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和社会改革的需要，甚至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文学与大众》是篇对印度的广播，浅淡中国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抗战爆发前几年，就有许多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抱怨说，白话作家‘艺术的散文’和‘象征的诗歌’比文言的作品离大众更远……实际上，一大批普罗文学作品对普通读者来说，同我们颓废的象征主义者的创作一样难懂，所以，三十年代初期，就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呼吁使用‘大众的语言’。”

《龙须与蓝图》是1942年底萧乾在华莱士藏画馆的演讲，这个题目很有象征性，“龙须”象征中国的传统文化，“蓝图”代表西方的机械文明，即现代化。

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乔治·奥维尔在1944年8月6日的《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奇迹》（Chinese　Miracles）的评论文章。他说：“萧乾先生论述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国发生变革，成为一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国家吗·对世界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走一条与日本相同的路，那结果将难以想象，中国已能生产机枪，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产轰炸机……但她的艺术传统植根太深，以致不能为机器所毁灭，同时，中国人又不得不跻身现代世界，而且不喜欢人们说她猪尾巴（辫子）比钢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适当地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她又乐于回到龙须（即回到中国书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闲适的文化）”。

9月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载文评论说：“中国革命的真正重要，在于使青年一代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使他们的思想拓宽并成熟起来。萧乾先生主要谈了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磨难中，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新文艺运动。论及机器暴政的文章具有世界意义，他的写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人，无论长幼，都该读读这本书。”

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一位中国思想家》极有见地，它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检验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展示古老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苦难斗争’，探讨中国传统与西方技术之间可行的调和方法及途径。萧先生对这些题目的处理，显示出他是那么熟悉英国现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它们直到最近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他说，中国新文学一直缺乏创造精神，完全是乡下人的产物……他对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见解，本质上是那种‘龙须’；他提到很多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散文家，而很少提及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文章在讨论‘可行的调和’方面缺乏创造性思想。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他承认‘龙须’观念最终支配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坚持说孔教哲学已成为过去。他认为家庭不再是社会的个体，已被个人所取代，恰如工业正在逐步取代手工业和农业。这是个广泛的假设，现存条件下，既得不到证实，也不能被驳倒”。

萧乾在文中指出，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进行着一场战争，她不仅反对军事侵略和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且反对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一种要强加于人的思想模式。中国是个农业国，保守得近乎顽固，并以自身的文化体系抵制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她对机器不屑一顾，而且烧毁了在其土地上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她在世界到处都是打字机的时代，仍想保留古老的书法艺术；她想用帆板漂流在一个有航空母舰和鱼雷的世界里。”

在《龙须与蓝图》中，萧乾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比喻，把整个世界比为一间教室，中国这个“新生”是在19世纪上半叶硬被推进来的。她“腼腆、自负、笨拙、土气，留着过时的辫子，手指甲足有四英寸长”。她年龄最大，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但入学比别人晚。其他学生都禁不住嘲弄这位傲慢、别扭、与他们不和谐的学生。而且有个学生企图一口把她吞噬。这个象征性的比喻再明白不过，中国历史悠久，古老文化源远流长，但清末国力衰微，闭关自守，被外国列强轰开大门后，倍受欺凌，特别是日本的**。这个学生与机械文明的距离太远了。老师问她学过代数吗·她说没有，但会区分80种不同的兰花。老师又问她能否画排污系统图，她却在纸上画了几缕如在雾中的精美“龙须”。可当她用功学代数，认真踢足球时，别的学生却反过来欣赏起“龙须”了。这些学生里一定有罗素，他和西方一些汉学家一直希望战后的中国回到古老文明的“老古玩店”时代，保留“龙须”。萧乾自然希望中国这个“新生”成为一名“制图师”，纷制宏传的现代文明“蓝图”。他认为，中国的文学革命和迄今为止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正是“龙须”与“蓝图”相碰撞的直接结果。

我一直感觉，这篇演讲的前三分之一同后三分之二部分在内在逻辑的发展上有些脱节，转折来得比较突兀。前三分之一，以独特的比喻，精辟的论述，表现出萧乾现代化的“蓝图”思想意识，浅显的语言反映深邃的思想。后三分之二转向描述白话文运动以后，各种政治气候和文学环境下中国文学创作的迷茫和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战争为所有作家解决了素材问题，“六年来，中国作家们开拓了生活的视野。他们目睹了苦难、残酷和英雄主义，看到了华北平原、蒙古草原废弃的村落和死亡的战士，看到了中国的再生。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作家，他们就会在记忆、在心里、在头脑中铭刻、感受和浮现这些苦难的经历。战后，他们能不创作出一些忠实可信的作品吗？”

文章最后，萧乾才又回到开头的比喻：“我们的西方朋友不用为那些龙须担心，它们是我们的传统，就在我们的血脉里。但如果西方人让我们把足球扔到黄河中，只会使我们愤怒。更有力地说，尽管有恐惧和失败，每个人都必须踢足球，否则就会灭亡，当真正的和平到来时，我们都可以回到各自的龙须。”

总之，萧乾认为战后的中国应该走一条“龙须”与“蓝图”相互调和的路，既要保持古老文明的“龙须”，又要进入现代文明的“蓝图”设计。战后的文学应如何呢·萧乾的设想是：因为战争的悲剧使人们认识到，作家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所以每位现代作家都应有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必须尽早达到这一目标，使想象力飞越人为的界限，使理智的诚实取代可怜的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