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是我生平惟一一次当“无冕皇帝”，并用文章救了一位大革命时期岭东的农民领袖。

萧乾在他的“第二故乡”汕头，碰上了一起冤狱：林炎发在大革命时期，是岭东的一位农民领袖，国民党清共后被迫流亡南洋。抗战初期国共二次合作，他又回到了故乡。结果被与国民党紧密勾结的保长以捏造的罪名投进监狱，施以酷刑。萧乾一到汕头，就在报上看到宝龙村保长林耀亭、林邦威等26人发表的题为《为匪徒林炎发告各界书》的指控，说林是“一名杀仔，绰号林图死。现年四十余岁，既鲜父兄，复乏妻孥，独自横行，目无法纪”。很快，萧乾又在报上看到该村教忠堂百余乡民驳斥说：“查炎发此次被诬入狱，由于屡次，直批乡蠹逆鳞，在族众中揭露耀亭、邦威之舞弊派款，故必欲陷之于死罪”。随即，他又在街头接到一份青年抗日同志会的“告各界书”，呼吁“林炎发同志应重获救国之自由”。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萧乾开始多方调查，采访了《民国日报》编辑、青抗会员、县长、谍查队长、林耀亭、林炎发本人和他的母亲等，终于搞清了事实真相。他迅捷地写成《林炎发入狱》，不加任何评论，客观报道了事情的全过程。1939年2月25日、26日，这篇报道在香港《大公报》一发表，即造成了很强的社会舆论。事实胜于雄辩，舆论战胜了阴谋。不久，林炎发得到释放，一起冤狱得到澄清，正义伸张了，萧乾也由此更认识到文字对现实所起的作用。晚年他回忆说，尽管这篇特写几乎是他新闻特写里最干巴巴毫无文采的，却是他生平惟一一次当“无冕皇帝”，也是惟一一次用文章救了一个好人。

萧乾善于以文学笔法来写新闻特写，尤其注重将富有情趣的生活画面，美丽的自然景色，浓浓的战争气氛，同抒情、议论、叙述、人物描写，一起涂抹在现实和时代的调色板上，去绘制真切感人的画面。他的特写大都具有这一特点，《从香港到宝安》、《阻力变成主力》、《黑了都市亮了农村》也是如此。它们展现了岭东军民同仇敌忾，坚守海防，积极抗战的情景。

在《由香港到宝安》中，所有山岗的绿叶下，都踞伏着我们的军队，机关枪口直冲着敌人可能登陆的沙滩……全县壮丁随时准备为保乡土而战。他描述了岭东人民高昂的斗志：宝安县立医院改为战地救护队，每一方尺的国土都有哨兵把守，青年都拿起了枪，甲长准备和妻子一起和日本人拼上一场。萧乾的深刻在于他总能揭示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例如，在这篇特写中，他写到一边是英勇、壮烈与贫匮；一边是酩酊、拥抱，钱如水般流。再者，面对众多彷徨的难民，政府并不考虑如何安置，而是为了阻止日本人，盲目地炸掉了码头、桥梁、给自己也带来了更多的不便。

岭东的抗战是全民性的，在《黑了都市亮了农村》里，连慈善机构的民众都组织起来，车夫、妓女全受了训，帮政府做反间谍工作。学校一面进行救亡工作，一面并不荒废教育。小歌手唱起“女子打前锋”，新入伍的自卫队员唱起“游击队之歌”。战时的岭东农村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但乡间还是充满了浓郁的田园情调：清幽细锐的声音在水上漂来，温馨而又辛酸，芭蕉的红花虽谢，却还托了那空叶掌向天空摇摆。水深处，正有三五斜戴笠帽的牧童在为水牯洗澡，一只初生的幼牯歪了头在旁守望。见到我们这只载满欢笑的船航近，它惊怯地向岸上逃跑，水面溅起一片有趣的波浪。凡有一颗爱国心的中国人，一想到这样恬静、安谧、和谐的境界将遭残暴的涂炭，谁能不义愤填膺。这篇特写使人们看到了信心和希望，感到一股强悍不屈的民族精神。

《阻力变成主力》是写全面抗战到来之际，闻名岭乐的南山上几百条绿林好汉，包括当地妇孺皆知的“四大天王”，都穿上了有番号的军装，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昔日社会安定的“阻力”变成了杀敌卫国的“主力”。萧乾通过采访了解到，这些草莽粗夫原本多是种田人家，是被贪官污吏、地主阎王逼上梁山的。为了国恨，他们可以忘却家仇，参加义勇军打日本。却受到不公的待遇。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忍受着饥饿寒冷，忍受着国民政府的怀疑，忍受着太多的委屈。为了救国，为了做个“良民”，忍受着一切。他们倒希望日本鬼子早些打汕头。缺什么，由他们手里抢。那时大家才知道我们弟兄的本事。这一方面显示出阻力要变成主力的坚强决心和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言而无信。口头上讲“无党无派，协力抗日”，可对于真正“无党无派”的军队，却并不信任，连弹药，粮饷都不给足。

《岭东的黑暗面》则直接从正面揭露国民党地方官吏在神圣的救亡工作中所干的种种丑行：市抗日后援会的常委侵吞充公日产；校长吞用膳宿费发国难财；揭阳县丰饶的土地上开满了艳丽而含毒质的罂粟花；征丁原是一件光荣神圣的国民服役，却已变为19世纪最卑劣的黑奴买卖了；“那一针针缝进了对前方将士无限敬爱的慰劳品，早已霉烂一团，然而第四大队的好汉们却瑟缩在草堆上”。这篇暴露性的特写，以大量的事实反映岭东人民对地方官吏的痛恨、怨愤，揭露救亡旗帜下地方政府的腐败，对地方党部下“架床叠屋”的救亡组织进行了嘲讽。每个县都要成立至少15个以上的救亡团体，却没有统一的领导。党部对幼稚、有爱国热情、头脑冲动的青年组成的如“青抗会”一类的救亡团体，“是用轻视代替取缔，用阻碍代替辅佐”。

当然，萧乾要说的是，正因为光明在岭东闪耀，普照起来，黑暗才益发显了形。到了80年代，他显然是为了迎合后来的时代氛围，修改的时候，特意加上这么一句议论：没有统一的领导，谈不上效率，没有一个廉洁公正的政府，就谈不上领导。

萧乾在岭东还参观了华侨黄声创办的一所抗日学校，随后写成《教育流进僻乡：南侨——教育史上一大奇迹》。黄声原在泰国为华侨子第办学，全面抗战后，立即奔回祖国，从事救亡工作。一见之下，萧乾就觉得黄校长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人因常跑山路，作广场演说，为日头晒得很黑，很瘦，也很近视。眼镜时常拖得很低，喜欢侧了头，捏着一只烟蒂，坐在墙角静静地思索，并且狠狠地吐着烟丝。但只要谈到“战时教育”，或者他的南侨，他便把椅子拉到你膝边，像保姆那么亲热，像参谋本部那么冷静地，讲述他的观察和设计。如此白描几笔，黄声的外形，脾爱，性格，志向便活脱脱显现出来。这算是萧乾实践“文字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范例。优秀的特写作品同时应该是高度艺术性的散文。

黄声选择石牛埔一所荒废着的校舍作为新校址，因为蒋介石与加伦将军亲自督战，北伐军在此打过胜仗，而且一支十六七岁的学生军全部饮弹卧在山麓下。黄声认为当时教育的缺陷，是违背了时代，遗忘了青年对祖国家乡应负的责任。所以，他的教育方针是，展开活泼愉快的自我教育，建立集体活动的艰苦生活。用救亡理论代替党义，用爬山射击代替体操。总之，他是努力把教育与抗战实际结合起来。学生们白天学习，晚上变成“小先生”。他们为前方写慰劳信，缝棉背心，还要防范附近的汉奸。

然而，四方的流言已经旋风般腾起，有的说男女学生同睡一床，有的说女生多是私娼，也有的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终于，县政府下令学校“着即解散”。黄声前去质问，答复是“根据一封匿名信”。另外，县党部也不放心他们。但最后，南侨中学终于“茁长起来”，因为抚育它的是岭东伟大而不可遏的民气。是呵，全岭东都是站在民族立场上，积极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略。

这篇特写文字朴实，生动，将叙述，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它赞佩黄声搞战时教育的爱国之举，讴歌岭东人民的抗日热情，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