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从不为了加强效果而虚构什么。一旦掺了假，读者对它的真实性就要打个折扣，效果也势必大为削弱。

萧乾接到胡霖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与施蛰存结伴，经安南赴香港。《安南的启示》记录的就是这次安南之行的见闻和感受，对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安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并从中得出几点针对国内的启示。首先，中国文化是伟大的，它对安南的灌溉犹如长江、黄河，虽时而泛滥，时而污浊，却是逃不掉的。尽管法国对安南实行殖民统治，比英国人更精于文化侵略，但中国文化的浸**对安南所产生的影响太深远了。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接受了一大笔中国文化遗产的日本人，却对中国拿起了血腥的屠刀。第二，法国担心安南人受日本人的利诱，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态度，很少干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唐人街上，甚至可以看到法文和安南文的《第一届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经过》和节选的《资本论》。对比来看，日本人却是在用法西斯式的屠杀来对待中国人民，军国主义比殖民主义更可怕。萧乾对这两者自然都深恶痛绝，它们给受压迫人民带来的是国家的沦亡。更可悲的是，国民党独裁政府对待自己的人民还不如殖民主义者对待其属民。第三，安南具有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一切，美丽的山河，现代的文明，却缺乏独立国人民应有的自由，安南人失掉的是自己的文化和自由，若不把“民族”放在眼前，“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噩梦”。换言之，倘若中国人不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协力抗战，它将同安南一样，不仅会丢掉自由，更会丢掉养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这是萧乾深为忧虑的。第四，安南的悲剧其实是中国悲剧的缩影，高等“越人”整日过着欧化的生活，绅士般出入白人社会，他们害怕听到争取自由的话，对生活在底层、过着猪猡般生活的穷苦同胞漠不关心。在中国，不也有那么一类“高等华人”，纵情享乐，骄奢**逸，连侨居安南的同胞都关切和支持祖国的抗战，而他们却在浓浓的抗战烽火中，偷安一隅，置国家利益、民族危难于不顾，真是民族的败类。

这篇特写的目的是借写安南以醒国人，暗喻国人要以民族为重，团结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不然，中国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像安南人一样，在奴役下默默忍受亡国之恨。

在香港，萧乾结识了好友黄浩。黄浩受中共和八路军的委托，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和天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这次来港，一为在侨胞中宣传抗日，进行募捐，二为购置急需的医药器材。他向萧乾讲述了许多关于八路军奇袭日军的事迹。萧乾根据其中之一写成了《一个破坏大队长的自白》，发表在1939年1月16、17两天的香港《大公报》。后来，他又改题为《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这是他唯一正面报道八路军抗击日寇的特写，在国统区引起较大的震动，因为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使有些人对抗日失去了信心。而这篇特写却展示出八路军游击战的威力，它以一位八路军爆破大队自述的形式，记录、赞颂了活跃在京郊的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袭击日本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这个时候，萧乾正和雪妮处在热恋中，雪妮向他提出结婚。为摆脱感情的煎熬，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也是为雪妮，他和黄浩等一起遍访了岭东几县。《见闻》集中有六篇都是这次岭东之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