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抽象和叙述的交给新闻报道。特写应诉诸读者的视觉，用文字描绘现场实况，越真切，就越有读头。

1935年夏，萧乾进入《大公报》。同年秋，鲁西、苏北闹大水灾，洪水遍及几十个县，千百万民众瞬间即成了灾民。报上登满了灾情。胡霖要萧乾和画家赵望云一起去灾区采访，以文字和画卷展示广大灾区的景况，推动赈灾工作。

他们济南遇到山东省府的官员，官员们只是搬出一大堆数字来说明水势之猛、蔓延之广。听着那些数字，他们皱起眉头。数字是用画笔画不出的，用文字去写同样干巴抽象。他们觉得，既然要写水灾，写灾情，就得尽可能接近灾区。

车刚到兖州，就开始有了灾情。到了济宁，他们就一下子被涂炭于水火中的灾民包围住了。站台上，铁轨旁，坟堆上，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灾民。饥饿使男女老幼两眼都落下坑，失去了活下去的兴味。萧乾看到成千上万的灾民冻死饿死，而他住的客栈里却有官老爷睡着娼妓，夜里不时发生**声浪语。他第一次看清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那时，政府忙于剿共，水是自由地泛滥着。各省，甚至各县，都只为了保护自身而筑堤。所以山东报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江苏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但却没享到一分‘通盘筹划’的好处”。

为了如实而逼真地反映民间的疾苦，萧乾先后写了一系列采访水灾的报道，陆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主要有《鲁西流民图》、《山东之赈务》、《大明湖畔啼器声》、《苏北灾区流民图》、《邳县的防灾工作》、《宿羊道上》、《宿羊山麓之哀鸿》和《从兖州到济宁》。收进《小树叶》一书《游踪》部分的是第一、第三和后两篇，萧乾后来把这四组特写统称为“流民图”。其余几篇，我在编《萧乾文集》时补齐。

《鲁西流民图》是对济宁车站的素描。呈现在眼前的是济宁站周围茫茫无际的洪水，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灾民。难民的凄凉场景令人惨人忍睹。饥饿威胁着难民的生存：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苍老妇人合目想念着被洪水吞没的家园；绝户老妈妈跪在地上，哭求一副薄木棺材；失去父母的灾童，扑向米汤，直吃得小肚皮鼓了起来；七八十岁的老妪死命把黑馍往嘴里塞，胸脯的瘦骨即刻起了**；幼年荒唐晚年忏悔的老者诵起经文，劝儿女要忍耐，要相亲相爱。“可怜的灾民，像一根拔了根的水藻，茫然地在罹难中漂流。”

《大明湖畔啼哭声》写的是济南往日秀逸的大明湖畔收容所里的景象：孩子们在寒冷中嚎啕；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婆和一个小女孩在争抢一片破军毯；许多人嫉妒起一个女孩身上肥大的长衫；小姑娘为患病的奶奶捉着虱子；更有一黄瘦如饥猴的孩子满脑袋生了粘糊糊的脓疮；才出阁两天的新娘子呜咽了。一片“冷啊，冷啊”的啼哭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凄哀地回**在大明湖畔。

《宿羊山麓之哀鸿》描述了宿羊山附近灾民哀鸿遍野，呻吟呼号的凄惨景象，到处是嗷嗷待哺的灾胞。进了宿羊镇，无告的灾民都缩在窝棚里，蜷缩在潮湿的草堆上，不时传出各种凄惨的声音。一个缺齿破唇的老妇人咒骂弃她而远逃的儿媳还不如一条狗。萧乾想拍下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生图景，却引起孩子们对照相机的好奇，尾随他上了宿羊山。这些孩子的家都被洪水淹没了。

《从兖州到济宁》描写洪水退了以后的鲁西各地，到处是一张张焦黄的脸。比起灾民哀啼时，济宁站冷清多了。嘈杂的人们争着让萧乾去住他们的旅店。晚上，萧乾让茶房换掉从窑子里租来的花被子，听着细雪覆瓦的声响，睡去了。

整个《流民图》中，萧乾以“抓拍”的几组特写镜头，记述了鲁西灾民的凄惨景况和流离失所的灾民的生活遭遇。他对灾情没有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叙述上，而是通过富于感情的形象描写，让读者感到这场大水灾给百姓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对受灾的群众倾注了巨大的关切和同情。同时，也揭示出造成水灾的社会原因：老少合力担土负石，拼命想堵上决口，为生存而抵抗自然。可是没有政府支援，民力毕竟有限。尽管政府忙于剿共，并不关心灾区人民的疾苦。但中国的百姓太善良和富有忍耐精神，“在水还未退尽，地仍松软如浆的田上，勇敢的农夫，又开始劳作了”。

《流民图》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赈灾捐款猛增，《大公报》还专门成立了“募捐委员会”。萧乾和赵望云在灾区实地彩访，一写一画，没想到画笔和稿纸竟能创造出赈款！欣喜之余，他们有了共同的体会：文字也好，绘画也好，都是可以拿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他们相约，以后要以民生疾苦为笔下的题材，要为现实生活服务。

1937年“八·一三”以后，萧乾被《大公报》解雇，同“小树叶”逃难到汉口，而后武汉，长沙，经湘黔公路到了贵阳。《贵阳书简》便是湘黔道上的旅行见闻之一则，它写出萧乾对那一地区畸形发展的感慨：城市建设有了发展，广大农村依然停留在原始蒙昧时代。虽然贵阳还比不上上海和青岛，但比起沿途的八百里荒山，已经阔得无法形容了。而四面透风的茅舍，一张张菜色的脸，野草枯生的荒原，几十座连接排列的节烈碑，女人的三寸金莲，使他的心感到无比沉重和压抑。这无疑是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讽喻，城市文明与山村贫瘠是那么的不和谐，都市是点缀现代文明的假面，背后却是一片贫瘠和荒凉。

同时，透过折叠起伏，险峻蛇行的盘山公路，他又看到了黔省民力的伟大，感到勇敢、灵巧、坚忍的贵州人民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一旦发挥出来，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可萧乾又随即感到悲哀。在一处山坳，他看到有辆车堵在桥中央。原来，车翻了四五天，心急如焚的旅客向贵阳路局求救，无音讯，他们就把车横在了桥中间。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对于民生民怨是不闻不问的。他们只知躲在阔绰的城市，享受电灯、电话、洋瓷浴盆，并不关心百姓的疾苦。短短一篇书简式特写，就流露出萧乾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揭示出中国社会的病态发展。

无论是小说还是通讯、特写，萧乾运用独特新奇的联想比喻，都给作品增添了不少神采。如把荒山野岭上的横断石面，形容为“像秃瓢上长了块疮疤”，吃着枯草的瘦马，“直像疮上爬着的虱子”，把公路高端白茫茫的一片云海想象成西式糕点上的那层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