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开了。

萧乾的旅行记者生涯从1934年暑假开始，那时，他还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一天，他在平绥铁路上当货动员的朋友孟仰贤问他想不想跟着跑一趟车，一个大子儿也不用花，还管保一路玩个畅快。那阵子铁路职工除了每年正式发免费乘车证之外，还经常可以带几名“黄鱼”。客车上，只需向列车长打个招呼，就没人查票了。至于货车，更不会有人过问，何况这位孟货运员还是一车之长。旅行归来，萧乾写出了他平生的第一篇特写《平绥道上》，后改题为《平绥琐记》。

它以旅行见闻录的形式，记述了萧乾在塞外城市旅行访问的见闻感受。在火车上，他看到的塞外风光，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而是凋敝不堪的村舍，形容杭槁枯的农民，和一望无际、五彩缤纷的罂粟花。当时已转入新闻系的萧乾，希望借旅行来拓展自己生命的天际线，至少在大时代里充当一名消息的传达者。《平绥道上》正是这种实践的起点。它“散点式”地描述了张家口、大同、卓资山和包头等城市地区的社会状况和生活风貌，勾画出愚昧、落后、闭塞、陈旧、堕落的社会景象，是一幅塞外社会的民俗图卷。萧乾在这里没有用“变焦镜头”，而是使用“广角镜头”，展现了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上的零星散点，然后把它们聚合、集中，产生了较然而社会意义。

那时，骡子车还是张家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黄土大道虽仍使这个大城市有着“古往的意味”，但这里的民风可谈不上纯朴洁净；整个大同城连一份报纸都没有，破旧的城墙似乎向初游者诉说着内战的厄运。白天，救世军的天国歌声与乞丐的乞讨哀调相映成趣。到了晚上，冶丽的妓女满街，枯瘦的瘾君子满炕。这里有八岁就出来卖唱的小姑娘，也有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声下气点烟倒茶的丈夫。好人家得贴上这样的对联：良民住户家，行人须止步。在煤田，粗黑的矿工用生命从地狱般的矿井里挖钱，可除了糊口外，他们大都把钱花在赌局和药店里，或者用在吸鸦片和睡女人上。

卓资山种满了罂粟，绥远有太多的瘾君子，经济凋敝不堪。“此地人很**，作官的管得了一切，能管得住人的情性吗？”民风日下，道德沦丧。包头倒是个带点原始朴质气的小城，黄河岸边的村民还供奉着治水的大禹。一个官吏痛苦地谈起开发西北的前途，“像是述说一个将断气的人的疯状”。透过一幅幅白描勾勒出的新闻速写画面，萧乾把造成西北边塞地区人民贫穷，经济落后，社会停滞不前的几个方面原因暗示出来：政治统治的黑暗，烽火难息的内战，传统观念的束缚，伦理道德的丧失，再加上鸦片的侵蚀，妓女的泛滥。西北像一位瘦弱的病人在沉睡，救药的唯一途径是国家的中兴，民族的复苏，光靠生存意志赋予的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并不能真正自救。

其实这不是萧乾第一次去内蒙，1930年，他曾和他的四堂嫂安娜以及安娜的几个美国老乡去过一趟。那次，他竟然还站在山脚下大片大片迎风招展的罂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呢。何以上一次没什么强烈的感触，而这一次却这么触目惊心，这么愤慨，这么急切地想探索现实。究其原因，是巴金在读了他的一些小说之后，在对个别人物和情节表示赞赏的同时，说他的生活视野太窄，要他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另外，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这位师傅的鞭策下，他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这趟“黄鱼”行是他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从这之后，他这个有意识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