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有民族骨气的景龙——妞妞的哥哥，并以他同雅各军官正面冲突作为小说的**。然而生活中，我没见过这样的好汉。

《皈依》是萧乾短篇小说中反宗教色彩最浓重的一篇，写这篇小说时，他还是燕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后来编《创作四试》时，把它收入了“战斗篇”。《皈依》描写“救世军”在老北京贫民窟收买灵魂以及觉醒的民族主义者反抗的故事。萧乾说，基督徒读了《皈依》和《昙》，都会感到不痛快。因为他不同于一般主义上的反教者，他是在用个人身受的遭遇来挑战。而且他当时还在准备着一个更全豹揭露基督教伪善的长篇《年轮》。只有一个长篇才能容下记录他痛苦的遭际和反抗的意绪。这里，他只是拔了基督教的一根毛髭而已。可惜，他为此积累的全部卡片在文革期间化为灰烬，写作长篇的计划成了泡影。

《皈依》是萧乾根据早年的经历写成。小时候，他住在一条没钱人住的街上。每天，门前都有“征服灵魂”的救世军敲着大鼓走过。后边舞着带铃小鼓的少女尖声唱着“快快归主”的调子。走在队列最后的是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意地微笑着。萧乾记得有个脖子上挂着徽章的洋女人把他抱起来时，他吓哭了。那个女人拍拍他，塞给他一本《马太福音》。

救世军是19世纪末叶在伦敦东郊贫民窟开展的传教活动，其特点在个“军”字上。传教士一律身穿镶红边的灰色制服，肩佩标明军阶的徽章。来到北京，他们经常排着队串胡同，手里各持一个嵌有小铃铛的圆鼓，边走边敲，嘴里唱着军歌“前往基督雄师”。当时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基督教青年会大都以青年为对象，而救世军是专门在城市贫民中“收买灵魂”。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妞妞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每天帮年老的妈妈做针线活。萧乾小时候，他妈妈和家人也干过这种给人家缝袜口的活计，成打成打地往家抱，在炕头上一双双地缝口，计件领取极为微薄的工资，既单调又累人，一个月下来，连三块钱都挣不到。可以想见，妞妞对此得有多厌烦。当救世军行列中咚咚作响的胖大洋鼓和少女们的灰色衣裙出现在她眼前时，她自然被吸引了。更何况她的朋友糖房大院的菊子已是救世军中的一员，取名叫利百加。她把妞妞拉到教堂，彩色的玻璃晃得人如入仙境。妞妞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洋人的温馨，女教士白嫩细长的手指，洪亮的赞美歌声，使她沉醉了。她带着喜悦回家，给苦命的妈妈绘声绘色地唱起学来的调子：主，耶稣爱我。一本小册子美丽的封面上印着一副耶稣受难图，这勾起老妇人可怕的回忆。她仿佛见到庚子年当二毛子的恶报，他们倒绑双臂，被义和团的大师哥手起刀落，圆圆的脑瓜热腾腾滚到路旁。妞妞并没理会妈妈的脸色有变，她还在说，咱们都有了罪，耶稣一死，咱们就都放了。

基督教认为上帝、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人是上帝创造的，生来就有原罪，受着苦难的煎熬，只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到拯救，获取永生。在萧乾看来，贫穷和愚昧为传播宗教提供了温床。天真的妞妞自然相信这个，平日里缝洋袜，一打才两吊二。两只手缝烂了，一个月不过三块钱。这是原罪的苦难。而加入救世军敲着洋鼓传播福音，一年可得两套衣服，一个月能拿六块大洋。这不是拯救的开始吗？

但妞妞的哥哥，在一所洋学堂当校役的景龙，是把穿制服的“救世军”同屠杀中国人的外国军队看成一路货的。军队是用枪和刺刀杀人，救世军则是用“你是属于上帝的”这一精神鸦片毒害人的心灵。萧乾无疑是在借景龙之口，来道破救世军征服灵魂的实质：那些成天在街上打洋鼓起哄的疯鬼子，雇了中国人满街当猴耍。上海洋兵开枪打死五十多人，还派了陆战队上岸。“老虎戴素珠，救他妈什么世吧”。他们是帝国主义，一手用枪，一手使迷魂药，吸干了咱们的血，还想偷咱们的魂儿。他宁愿妞妞捡煤核儿，也不准洋人作践。他不许妞妞再去教堂。

基督教使妞妞一家出现了裂痕。在萧乾的反教小说里，基督教始终是具有破坏性的因素，《参商》中，它拆散了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而在许地山的小说中却截然相反，基督教成了一副黏合剂，能弥合家庭的裂隙，甚至能感化粗野的士兵。《缀网劳珠》中的可望，在基督教感召下回头浪子一般死而复生；《玉官》中，“圣经女人”玉官虔诚的面孔，感染了革命军，从而避免了肉体上的凌辱。

咚咚的鼓声，抑扬的歌声，已把妞妞的心房激活起来。她无法抵制那缤纷景象的**，不顾老妇人的劝止，第二天下午又去了教条。老妇人咒骂着，你个不要脸的臭丫头，义和拳再起义，我头一个入伙，宰你个臭丫头。等哼着革命军流行调的景龙回家，发现母亲一个人冷清地蹲在门口，知道妞妞又去了那该死的地方，这粗野的校役疯子似地闯进了华丽的教条，同正卷着说教插图的堂役展开激烈的舌战。两个职业相似的粗人的对骂，惊扰了正在教条里隆重举行的“悔改”仪式。这时，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雅各军官出现了，他捧着皇皇《圣经》从堂里走出来，对景龙说，兄弟，既然这位是您的妹妹，我们就也是朋友了。他大概把所有人都看成是耶稣基督的朋友。

谁和鬼子做朋友。怒不可遏的景龙指着雅各军官的鼻梁，指责他勾引中国人，叫他们丢下妈，不老老实实生活，跑到教堂来疯闹。他一步闯进房，拖了妞妞颤栗着的弱小臂膊就往外走。而令他感到丢脸的妞妞却如小奴隶似的不知所措，直勾勾仰视着雅各军官姜黄制服的铜纽扣。雅各军官对景龙说，妞妞已是他们的人了，并示意他出去。

这时，景龙仿佛看见那些白面书生天天喊打倒的帝国主义就站在眼前。他眼里迸出火星，感到了天大的侮辱。复仇的机会来了。他抓住放在妞妞肩头的两只毛茸茸的手，觉得那像是掐着民族喉咙的一切暴力。他拨拉开那双手，狠狠地在姜黄制服的前胸推了一掌。雅各军官无助地跌到讲台下。最后，景龙牢牢抓住妞妞的臂膀，凶狠地把她拖出堂门。

小说的五个主要人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妞妞的妈妈是那些中国传统妇女的化身，只知一味忍受各种苦难，心理卑微，从不抗争。而她们的心地又是那么纯朴、善良，以穷人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儿女，其生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只求平稳地生活，无怨地度日，艰辛地劳作，并总以旧有的经验去约束下一代，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地重复上辈的经验。

菊子是被帝国主义征服了灵魂的“果子”们的象征。萧乾试图透过她来挤出宗教虚伪的毒素。他想说明，菊子的悲剧在于，她没有意识到灵魂征服者们的狡诈，仍然自愿地继续替他们征服自己同胞的灵魂。而且，她得用征服“果子”的数目来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否则，她的地位也会像未结果的花一样凋萎。因此，她每天都在军官讲完道后，用伶俐的口舌去劝人“悔改”。萧乾确实见到过并知道许多像菊子这样入了教的女孩子，他相信生活中比菊子走得更远的还大有人在。

妞妞最可怜了。她期待着拯救，却不知不觉如羔羊般迷了途，最后是自己的亲人使她获得了新生。她或许有所醒悟，当她用哀怜的眼光看刚还在用洪亮声音祈祷的军官时，并没得到保护。她或许还会产生疑问，我既属于上帝，上帝却为何遗弃我。

景龙是有着朴素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者，他看清了帝国主义“救世”的本质是要用精神奴役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他不忍目睹自己的胞妹陷入魔鬼的桎梏，更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者对同胞的侮辱，显现着一种倔强的民族精神。他爱自己的妹妹，更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积极投身民族爱国运动，“忙着给糊小旗子”，“给学校抗大旗”，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斗争大会。他早就认清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实质。萧乾在小说结尾时，刻意设计了一场景龙代表的“民族主义”与雅各军官代表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取得了胜利。但景龙这个人物不丰满，完全是单面的。他似乎只代表一种激奋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又过多带上了萧乾“说教”的痕迹。难怪他慨叹，现实生活里，他并没真的建过景龙那样的男人。这是当前中国的可悲：能干的聪明人似乎遍地都是，而有点气节的却如飞贼侠客一样，不大看得见。景龙的言谈举止，是已经觉醒的中国人高度爱国的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他对西方列强和宗教势力的愤怒、反抗和蔑视，也是作者萧乾在对自己小时候遭受的宗教压迫和凌辱所做的精神心理上的补偿。

雅各军官绝不是基督精神的缩影，而是帝国主义的化身。萧乾也确实无意去揭露基督教的教义，他只在表明，妞妞那样的弱小者会仰视他姜黄制服上的铜纽扣，而景龙代表的觉醒的民族主义浪潮能把他推翻在地。

《皈依》的战斗魅力增强了，艺术魅力无形中减弱了。它太关注犀利地批判现实，未能在人物心理和性格上着力。萧乾自己也嫌小说的后半部过于戏剧化，甚至到了不可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