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对宗教的认识是矛盾的，这一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承认宗教给他孤寂的童年生活带来过很多快乐，尤其是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他喜欢教堂高大的拱顶和尖形窗上由玻璃嵌成的五彩缤纷的图案以及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他一直酷爱宗教艺术，酷爱文艺复兴时代以耶稣生平为题材的宗教绘画，喜欢聆听宗教音乐，如亨德尔的《弥塞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但少年萧乾从宗教那里得到的却不是慰藉，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这自然同他少年时代辛酸的痛苦经历分不开。

他不像冰心和许地山，自幼生活在平和、安稳的家庭，对宗教的接触多来自圣洁、崇高的一面，宗教给他们的生活蒙上的是一层爱的面纱。特别是冰心，她说她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起来的。只因充满了爱，所以才对宇宙万物所发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时便是自由。在她真理就是一个“爱”字，耶稣基督就是宇宙间爱的结晶。她的早期作品有许多洋溢着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她本人也是个泛爱论者，热爱圣洁的母亲、天真的儿童和纯美的大自然，极力在母爱的光环下，构造自由、平等的乐园。

许地山对宗教的态度更为深沉，他注重把人道主义、博爱和佛教空灵的神秘结合在一起，常常赋予作品主人公以伟大的宗教人格，如春桃、惜官、尚洁和玉官。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及许地山时说：“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最不同的一点是他对宗教的兴趣。冰心赞美母爱，是个泛神论者，但她的哲学是建于她幼年的幸福经验，并没有关注宗教上的大问题。反过来看，许地山所关心的则是慈悲或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而几乎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试着要让世人知道，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

经历和性格是形成一个人生命哲学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看，萧乾对基督教的看法与张资平有相似处。张资平少时也曾就读教会学校，虔信基督教义，认为基督教徒应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朋友。但教会的虚伪，教徒的言行使他大失所望，潜意识里埋下了对基督教憎恶的种子。因此，他在有些小说如《上帝的女儿》里，对基督教会得伪善、邪恶进行了讽刺和揭露。但他只是在感情上对超越人格和宇宙纯精神的上帝产生怀疑和困惑，理智上仍然笃信基督教。萧乾就不一样了，甚至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干脆称他为“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其实，他真正所厌恶并反抗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强迫宗教和为这种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等条约。从他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是反抗学校里那些教内实权派对他的迫害。所以，他在给路易斯·罗宾逊的信中说，每个作家，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都受他自己环境的影响。

萧乾从童年起就同宗教打交道。四五岁时，家中来了个无依无靠的远房姑姑，突然有一天，成了大狐仙的代理人，装神弄鬼，烧香念咒，并很快由一个不受欢迎的穷亲戚，摇身一变成为通身闪灵光，能治病消灾的活菩萨。她经常半夜冷不丁地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以证实大狐仙在她身上附了体。小萧乾没感觉到什么灵气，却被她的妖气吓得缩在被卧里瑟瑟发抖，从此在幼小的心坎上凭添了一道黑影。这使他从小就对超自然的存在十分反感。不久，经常打骂他的三堂兄也信起佛来。白天他在洋学堂里背完《圣经》，回家后还给各路神祇磕头。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替堂兄去妙峰山还愿那次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宗教残酷的一面。满山的善男信女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替自己求福的，有给生病的家人许愿的。这些狂热者为表示自己对神的虔诚，一路上想尽办法折磨自己的肉体，以期在精神上获得神灵的保佑。有的每走三步跪下磕个响头，有的扮成乌龟，在炎热的烈日下一路爬行。更有甚者，为求愿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去，算是永生了。

《圣经》是希伯来民族经历了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一部诗歌散文宝库。耶稣基督的事迹为文艺复兴时代乃至当代的艺术大师们，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关系。它于16世纪中叶由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传入中国。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把与佛教迥异的基督教视为异教，甚至邪教。基督教未在中国站稳脚跟。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基督教随着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的活动也合法化了。中国人崇尚仁、义、礼、智、信，基督教提倡人道、博爱。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撞击，并没能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牺牲宽容、反思忏悔等宗教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五四文化先驱陈独秀就曾主张，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的坑中救起。可惜，也许是中国人太功利了，基督精神从未拯救过中国人的灵魂。

萧乾对基督教义更没有什么微词，他甚至对耶稣的故事及《旧约》中的不少章节产生过浓烈的兴趣，如《诗篇》、《箴言》和《雅歌》中的抒情诗句。他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并在几篇小说里多次提到它。他喜爱坐在空旷的教堂里嗅闻教堂的香气，凝视彩色的玻璃，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感受神圣的超然。他虽不曾在牧师面前接受过一滴沁凉的圣水，可他在观念上确实人格化过一位宇宙的创始者。他也曾日夜抱着《圣经》翻读，并在冥冥中默想一个神秘的存在，只不过这个存在是高鼻蓝眼，永远拄了根游牧民族使用的木杖。“耶稣爱我一脸泥，我爱耶稣没炕席”，这句顺口溜，曾给他的生命以极大的寄托和抚慰。

然而，萧乾早年接触的洋基督徒，包括他的安娜堂嫂，都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九岁时，这位身为传教士的洋嫂就开始教他英文，背诵《圣经》，试图把他引上信教之路。他对学英语十分热心，并在此时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底子。而对于《圣经》，则只热乎了半年。他从自己的不幸经历中总结出，上帝对人类命运是束手无策的。如果真有上帝，那他一定是个撒旦。萧乾对基督教产生反感，最早源自他那位白天传基督教，晚上却又信佛教的堂兄。上崇实学校以后他才发现，言行不一，拿宗教当饭碗的基督徒大有人在。他的两个堂兄在教会做事，一个在救世军，一个在基督教青年会，都是拿宗教当饭碗，自己的生活却很糜烂。洋校长威廉·格列斯丁对他这样的穷先生经常打骂，有时还包括肉体上的惩罚。难道这就是仁爱基督精神的体现吗？那些长老会学校的教务长、斋务长们的虚伪面孔更叫他厌烦。而且，学校的宗教信仰是强迫的，祷告时有老师检查学生们是否闭上了眼睛，若被发现没闭上，体罚接踵而来。所有这些都助长了他对宗教的反抗，因此，他在小说里尽情讽刺、嘲笑伪善、残酷的基督徒，揭露基督教对中国人精神的奴役，也就十分自然了。

萧乾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小说一共四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写作它们的时候，他以从政治和历史背景上看清了宗教的来历，认为洋牧师是在中国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进来传教的，可以说是洋枪洋炮把基督教打进了中国，而且，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之间是一种座上宾和阶下囚的关系，一个是强迫施与，一个是被迫接受。最令他愤怒的是，1925年英国人在南京路屠杀了中国工人、学生之后，牧师却还在台上装腔作势地说着“你们有罪”的话。他在心里发出悲愤的斥问：为什么信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国家逼着中国割地赔款呢？为什么他们报复起来同非教徒一样凶狠呢？为什么他们在一个受尽凌辱的国家宣传自己都未准实行的奴才哲学呢？为什么他们爱着自己的母亲，却在另一位母亲孱弱的肌体上百般**呢？

萧乾在《栗子》集的跋《忧郁者的自白》中有过这样激奋的独白：“照理说，我没有理由爱人类，为了当时我看到的人皆是阴鸷的，双面的。白天，在一个教会学堂里，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捧着金皮《圣经》，嫖着三等窑子。晚上寄居在一个信佛的人家，我吃着糊涂的素，每晚还要随了大家叩三十六个头。我趴在地上，为了讨好人家，把脑袋叩得震响，然而我也不知道拜的是什么；逢到初一十五，我还得去庙里烧香。一个把大腿钉在门框上的乞丐硬说成了仙，我得走好远的路，只为讨他半牙吃剩的苹果——带着唾液的果子说是仙果！——学校呢，每星期要点名排队去礼拜堂，听那个美国新回来的牧师用不很自然的嗓子指着我们小鼻尖颤巍巍地说：‘魔鬼附着你了！’于是我身上打了一个冷颤。晚上那巫婆的姑姑又用狐仙的话震威我。每夜她总和她那个‘大仙爷’捣着鬼，终于一个清早，我发现她倒在一间厢房里，没有了符咒，也没有了气息。如今我还不妨承认，我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在我幼稚心灵里，他们替我安插了太多的恐怖了。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宗教对外国儿童给的原是信托，勇敢，在中国，他们散播的却是一种原始的恐惧。在我小心坎上，撒旦和阎王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一样使我窘促得不敢行动”。

萧乾并没有从理论上批判、揭露基督徒，而是把他对宗教伪善者的愤怒同自身的苦难经历结合起来，投射到小说中，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四篇小说里的基督徒形象几乎都是反面的，除了《参商》中的娴贞，而她又是个被教会吞噬的悲剧角色。雅各军官、约翰牧师、郭尔梦寡妇、怀教士都是宗教界十足的沙文主义者。王志翔、刘牧师、李牧师均是虚伪、油滑、有悖教义的伪君子。正是他们以宗教为伞盖，收买了菊子、妞妞、娴贞们的灵魂。只有景龙和启昌象征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可从小说来看，他们多少有点说教的味道，与其说是小说中的人物，倒不如说是萧乾反教情绪的具体体现。

路易斯·罗宾逊认为萧乾写这些小说，是为了驱除美国传教士在他幼小心灵里形成的“魔鬼”形象。同时，他还把萧乾说成一个“精神伪善者”，一面蔑视教士和基督教，一面却在教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其实，萧乾只是个基督教的叛教者，他十六岁是曾皈依过基督教，但基督教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苦难，那些中国教徒对洋教士阿谀拍马的贱态，嫖娼滥饮的**行为等等，加之他又把传教的牧师与通商口岸开枪屠杀中国人的洋兵，都视为帝国主义长在中国肌体内的毒瘤。所有这些使他改变了曾有过的对基督教的虔诚看法。这样，他自然要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徒，作为攻击、揶揄的对象。他在小说中，直接把宗教当成毒害人们性灵的精神鸦片。

萧乾骨子里是位仁慈、宽厚、具有悲天悯人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基督徒的揭露完全是建立在童年的痛苦经历上，从没有正面攻击过基督教义本身。实际上，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感，他希望把人格化了的上帝同纯美的自然结合起来，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境界！

后来在基督教的英国旅居七年，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态度已经改变，对其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他已不再想写激奋、谩骂的复仇文字，而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百年来的功罪有了很客观的衡量。他清楚，要对基督教会在中国作出评价，必得先将个人的小小恩怨涤除干净。

1990年，萧乾写了一篇《在十字架的阴影下》的回忆性散文，作为对路易斯·罗宾逊的答复，表明了自己写这四篇“反教”小说的初衷及态度：“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写那些小说时，中国的教会还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基督教不再凭藉政治特权来传播。尤其希望遇到发生反人民大众的暴行时，基督徒不要助桀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到正义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