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照巴金的话，我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

萧乾以为伟大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所以《篱下集》里的12篇小说多带有自传色彩，而且半数以上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观照叙述的。他只想用有形的文字把他早年的经历或见闻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让读者与他一起在那角艺术世界分享喜悦或悲哀。《篱下集》中的小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伤情调，这同他的个人写作风格是分不开的。萧乾是位浪漫气息很浓的作家，他对笔下众多屡遭厄运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无论小蒋、秃刘、老黄、坠儿，还是邓山东和疯女人，都充满了热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试图通过交织着弱小者凄凉悲惨的现实画面，宣泄他对社会反抗、愤恨的情绪。他徘徊在生命的苦闷中，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让作为心灵表现载体的小说在悲哀中苍凉地结束成为自然。而这又反而使作品更具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另一方面，萧乾善于在小说中描绘充满诗意的田园情调，如《蚕》、《俘虏》，那美妙的境界令读者感到**舟平湖的惬意，在淡雅中启悟人生。萧乾对生活的观察细腻入微，他能以诗人敏锐的目光去捕捉一瞬间的意象，再运用奇妙的联想、比喻，给作品注入生气活力。语言上，他注意叙述与对话的区别，叙述语言流畅、优美，有时带上淡淡的忧伤。人物对话符合说话人的身份、性格。

萧乾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他在写小说最初的五年，创作欲极盛，仿佛遍地都是题材，拿起笔就有人物和故事扑来。好在当时他还不懂什么概念，也就没法从概念出发，只挑生活中最熟悉和感受最深的写，有时是早年喜爱的人物，如邓山东和拉印子车的；有时还把自己的影子投到人物身上，如《篱下》、《落日》和《矮檐》。每当有人问起他最喜欢自己的什么作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小说，而小说中他最心爱的又是《篱下》和《矮檐》。他喜欢不在它们写得如何，其中情节多有虚构，而重在他是抚摩着心灵伤痕写成了。他那位孤苦无告的寡妇妈确曾带着他这个不懂事的顽皮孩子去投奔亲戚而碰过壁。在学堂里，他也因贫穷而备受歧视。他最初是想通过散文和小说来练基本功。写《邓山东》是学着用动作而非形容词去刻画人物，写《雨夕》主要在烘托气氛。要说从概念出发写作，只有《道旁》。这是他刻意设计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短篇。动笔之前，他还在《大公报·文艺》上，以编者名义就“出路”问题同几位读者笔谈过。当时青年们都很苦闷。其实他对大时代本身的认识也是十分抽象的，并不清楚世界和国家在大震动之后将是个什么样子。可他却煞有介事地规劝朋友们忘记自己的小天地，着眼于民族的前景。但他对前景同样迷茫，仅仅是不安于那种坐以待毙的局面而已。

香港的赵令扬教授在评述萧乾作品时早就说过：“如果说有缺点的话，就是萧乾不应在文字上再加修饰了。因为三十年代的作品，有着三十年代的气息，不应改为八十年代的语言来适应八十年代的格调”。许多旧有的韵味也随之被改掉了。

《栗子》集与《篱下集》比起来，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改观。萧乾在巴金这第二位文学师傅的鞭策下，开始学习忘却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浓的热望。他在《栗子》集跋《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篱下集》里还不大看出，因为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战斗而柔嫩害羞的笔。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照他的话，我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然而，过了许多年以后，他在《创作四试》中这样说：“从1936年有津来沪后，我是有意识地往战斗这个方向走。《栗子》一集是我努力的结果。但如今回首一看，我最不成器的，还是《昙》、《黑与白》、《鹏程》等《栗子》集里的东西了，寒碜得我自己也不敢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