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萧乾早在1929年的《燕大月刊》上就发表了小说《梨皮》，并紧接着又发表了小说《人散后》，但这两篇只能算是习作。发表于1933年1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蚕》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后来收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篱下集》里。《篱下集》共包括12篇“描画一些受尽委曲的人们”的“陋窳不堪的小说”，除了《蚕》，还包括《篱下》、《俘虏》、《邮票》、《放逐》、《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雨夕》、《小蒋》、《丑事》和《道旁》。

《蚕》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写就的极富抒情哲理意味的寓言小说，借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纯情恋爱，体现作者的宗教哲学。萧乾在谈起他何以在23岁就为宇宙间有没有神这么个玄而又玄的问题困扰时说：“那是20年代，我上的是教会学校。白天要成章地背诵《新旧约》的——1925年以前，强迫宗教还未废除；晚上回到堂兄家，就得陪他拜佛。他因为失业，那时的各路菩萨都拜。尤其初一十五，我得陪他给供的神位叩上十几个头。白天，我得信奉黄头发大胡子的耶稣，晚上得礼拜南海观世音菩萨，更可怕的是夜晚！得听同一炕上的一位远房老姑姑拜狐仙爷。她按着我的脑袋要我望空给那位狐仙叩头，并且听她向狐仙念念有词”。

《蚕》是萧乾的一点点宗教哲学，他从不信神，可那时却切身感到神的存在。因为不懂科学，幼年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充其量他只能循着“敬鬼神而远之”的逃避主义而结论说：“即便有个神，它也必是变幻无常，同时望了人类遭际徒然爱莫能助的。蚕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泽，而在自身的斗争。这是达尔文的《天演论》否定了命运。当蚕闹饥荒时，神也只能顿顿脚而已”。其实，使他困惑的倒不是宇宙的奥秘，而是社会的不公。他奇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境遇为什么如此悬殊！为什么好人未必得好报，坏人却可以飞扬跋扈。

小说的背景是福州仓前山。1933年萧乾刚从那里教书回到北平。小说的主人公梅是以他1930年结识的燕大女友高君纯为原型写的，当时他们正热恋。君纯的哥哥是位画家，曾和徐悲鸿一同在法国学习绘画。那时萧乾经常睡在她哥哥的画室，墙壁四周挂满了不同色调的油画。君纯的妈妈非常喜欢这个光棍小伙子，常在他身上织起为来女婿的好梦。无奈当时萧乾感情上如一匹野马，不受任何羁绊。

君纯的妈妈叫她觅美，萧乾把她化成了小说中的“梅”，并把她这个没有到过福州的福州人从北京般到了福州。在萧乾心目中，她是位可爱忠诚的女性，永是一切善女的典型。《蚕》中所表现出的诗意恋爱正是他们纯洁爱情的真实写照。从他对“梅”的描述可以感到他对君纯的热恋。

但君纯是个性子太强的女孩，每当萧乾带着发表作品的喜悦，想在体己的爱人处寻得鼓励的微笑和爱怜的表示时，她总是冷冷地挑出各种毛病和不足，而不是以母性温暖的胸怀，像哺育心血结晶的胎儿一样，流露出使他惬意的舐犊之爱。君纯似乎看不上中国一切的新文艺，面对她类乎超凡脱俗的圣者哲学，萧乾常感到她不是自己的恋人，而是一位严师。他思忖，如果这女子掌一国的王位，他只配去看守一座荒野中的破庙。他想不到自己艺术上的敌人，恰是人生途路上的恋人。他有一次恼怒地责怨君纯：“难道你眼睛老长在毛病上吗？好，好，我永不动笔。谁再写谁给雷劈死！省得讥我做小说家！”

君纯是那种有着纯美灵魂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有健全的习惯，端正的品行，慈善的心肠，规则的教育，宏远的理想。朋友出门郊游，大家都用糖纸果皮把地板抛得狼藉不堪，她却独独把这些拢在衣襟，最后送到垃圾桶里。她甚至没有胆量和心爱的萧乾立在街心喝盅热乎乎的杏仁茶。比起她的完美，萧乾似乎更爱好粗陋的生活，他爱挤在躁闹的人丛中逛庙会，爱泡在茶馆里吃着热腾腾赛栗子的锅焦听那**不羁的笑声，甚至偷偷学几句并不顺嘴的粗话。

性格的冲撞终使爱着的两个人分了手。这是萧乾第二次失恋。

《蚕》的开头有点神秘：“梅刚迈进门槛，滑润的肩头就给正在踱来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说：这屋里有几条生命？”原来，当天早晨下了雨，“我撑了把女人用的油纸伞，照例下山到大桥头花市去买我喜爱的十八学士”。结果，意外地从卖花人那里买回了八条“古怪的小生命”，以至高兴得忘了雨天，把这八个囡囡捧回了家。萧乾在福州英华中学教国语时，就住在仓前山上。独处异地，别有一番漂泊的落寞感，“凭空一下便添了八个缄默无言的伙伴”，给孤寂而渴望生命的心灵以寄托。虽然“我”有位可爱的邻居（即恋人梅），可八条生命的到来，竟使“我”忘了早晨在窗口为她吹哨子，并失去了往日的疯狂。“我”像慈母安置婴儿似的把这八只蚕儿，轻轻地放在梅送“我”的精致盒子里，那是她爸爸从法国带回来的，“意思是把我最爱的生命安插在我最喜爱的匣子里”。生性良善的蚕儿成了“我”和梅之间的纽带，而且，飘零异地的“我”正同那小生命一样，想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一种命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和蚕是等同的，都是命运之神的附庸。

紧接着，是一段充满《圣经》意味的精美文字：“小匣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乐园。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张口就有得是吃，头上是无边的乳白的云霄。八个同伴身体光光，在一块儿谁也不害羞，想亲热就磨磨头。有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闪的眼关照他们游**在我手造的园里。它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这时，“我”具有了两重人格，一是创造生命的上帝人格，一是脆弱的自我生命的人格。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两种人格并存于每个人的生命中，也可说是人格面具的另一表现形式。以上这段文字不由使我想起《圣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把它们安排在伊甸园，“那人跟他的妻子都光着身体，然而他们并不害羞”。除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他们什末都可以吃。上帝沉浸在创造了生命的快乐中。（参见《创世纪》2：25）对比来看，“我”也努力构造着生命的伊甸，那是一个净美，甜蜜的世界。此处是萧乾运用《圣经》的一个范例。

然而，“我”不得不把感情埋葬在伊甸以外世俗的现实世界，改完最后一份考卷，立在窗前期盼心爱的恋人。“我正在测量女人残忍的深度时，忽然那片仅余的落日余晖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头就掩在两只温润的手掌里了。一流少女的芳香钻进了我的嗅觉，痒了我的通身。”萧乾善于用一种清淡，幽美的语言诗意地描写少男少女间纯洁无瑕的恋情，几笔勾勒，充满青春芳香，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便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了。萧乾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很少像郁达夫和沈从文那样，涉及男女人物的情欲和性欲压抑下的迷乱心理，而总是迷蒙地给人物笼上一层圣洁或哀怨。圣洁如“梅”，哀怨如《梦之谷》中的“盈”。

接着，萧乾通过蚕的命运，直接引发出自己的宗教哲学。——“我”忘了喂蚕，结果几个生命无言的抗议，诅咒“我”这个“上帝”，而且有两三条蚕疲软地卷缩在残梗的枯叶上，“如荒年时吃尽了树叶的灾民般地等待着长瞑的一刹那”。愧疚的“我”感到：“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乐园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

萧乾曾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自幼接触宗教，可我没信过它一天”。他早年的人生哲学是，不承认超然世俗的上帝，只认同自己心灵的上帝，那就是自我奋斗。因此在这里，他是有意讥诮上帝面对人类命运的无可奈何，上帝只是一个人类设计的神的外在概念。萧乾的用意并不在此，再往下，“我”从好心的大师傅那里“凑了不盈把的一些残叶……勉强分给孩子们吃。呵，食料有了，瘦的也用尽那细长身体里所蕴蓄的气力，向叶子这边爬去，健壮的，就尽力排挤他们的同食者。梅赌气把叶全挪到瘦的身边，但壮的一耸一耸地又追了过来”。萧乾的真正用意在于说明生命的悲哀，面对死亡的命运，正像饥饿之对于蚕，同类也会为了生存而竞争。饥饿使它们残忍，竞争使生存最后的条件。本能胜过良心，现实强似梦境。这正是人类社会丑恶的一面，是萧乾生命哲学侧面的体现。

在萧乾眼里，上帝同“我”在“蚕”心底一样，是个可怜虫，面对宇宙自然规律的生生死死，上帝就成了人们虚假敬畏的幻影，盲人的火炬，迷途者眼前的伪光。萧乾的深刻在于，他把人类的悲剧命运投射在那末几只弱小的生物上，更象征着人类个体存在与消亡的微不足道。鲜嫩的桑叶一到，余下的几只便“吃得那么痛快，再也记不起和它们同来而死在饥荒里的兄弟”。现实世界的竞争不正是如此残酷吗？

接下来，萧乾用诗意的文字摹描了蚕的形态，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以怎样的热情和温情，锐敏，细致地观察着他所眷恋的自然界的生命，凭着自己诗人的感受，寻找静美的灵魂。“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师，转来再作他们的粪夫。碧绿的叶素通过那皎白的躯体都凝成豆蔻的碎粒。为他们换掉叶子，又看着他们眠起。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旷世弦乐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地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人魂中的灵魂”。

应当指出，以《蚕》为代表的萧乾早期的小说语言，有较明显欧化迹象，也有不够洗练传神的地方，但对当时只有23岁的他来说，那种善于运用联想和新巧，贴切的比喻，驾驭语言的功夫，已是难能可贵，更何况里面还蕴籍着极富象征意味的哲理思考。到七八十年代，萧乾作品得以重新出版，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许多三十年代写就的小说做了较多的修改，语言倒是流畅了，却失去了原作旧有的韵味。所以，当我编选十卷本《萧乾文集》时，全部以作品最早的初版本为蓝本，还原作品的原汁原味。这也是研究者最乐于看到的。

几天后，硬撑着活下来的六只蚕，开始“如欧洲中古弦乐手弹月琴似地斜斜地织起丝网来”。梅高兴的索性不去上党义课了，她想出个主意，让蚕在他们“背着娘在西禅寺照的像”上织一幅丝像。于是，蚕儿在两个充满稚情带着爱的欢乐的少男少艾紧紧相依的面颊上编织起甜蜜的恋情，“一条蚕在我的嘴角的痣上织来织去，总也不走。最后是把一根丝拉到同一位置的梅的痣上去。我俩相顾都笑了，笑这淘气的蚕。”下面又是一段清新隽永的文字：“他们或者回把那星波的梅的眼当成柳塘，把睫毛当成荻岸，把眉当成青嶂，把新剪的头发当成旷古的森林。发间插的那朵玉兰也许成了深林里的古井或是练洁的一饼圆月……我俩坐得那么紧，简直把蚕全忙成一堆了”。蚕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织就一幅绚丽的爱的画面。当蚕把一张雪白的柯达纸已织成金黄色，灿烂得可比晚霞时，“可怜的蚕呀，却消瘦得比才生育完的妇人还凄惨”。丝快吐尽了的蚕，动作一天比一天滞钝，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小，这该是李商隐笔下“到死丝方尽”的“春蚕”。同时也是萧乾唱的一曲生命颂歌，但从这时起，小说笼罩上一层忧郁的气氛。可能是少时孤独，自卑造就了他忧郁的性格，他的许多小说都朦胧带着忧郁的色彩。法国文学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曾说：“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和人心的其它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得多”。萧乾把自己称为一个忧郁者。

这对儿为蚕的将死一同伤感的恋人，精心为蚕布置安乐死的“养老院”，然后像黑袍长髯的神父似的，静静注视着那六条无可责贬的生命酣酣地睡去。这时，夜由山边，江上波涛似地袭来了。小说在悲哀肃穆的气氛里结束。

《蚕》不仅是篇纯情恋爱的故事，更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寓言。它以蚕的生命发展象征人类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揭示生命的意义，而且以蚕自喻，设计了自己当时想象中的人生哲学。幼年蚕的腼腆羞涩，象征人类童年天性的率真，可爱和善良；壮年的蚕，为了生存，它会拼死追逐那片活命的桑叶，现实社会中鲸吞蚕食，你争我夺的丑恶在此可见一斑；暮年的蚕，“身子柔软得像一泡水，黄而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这分明是位走过了竞争人生的老者，“那么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生活在他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事”。萧乾写《蚕》时，还是位大学生，而且正与高君纯热恋，未来世界对他还是个未知数，但童年的不幸遭际，已使他预感到忧患浮生，竞争生死的可怕。因此，《蚕》中的萧乾借“蚕”为自己设计了人生：“蚕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泽，而在自身的奋斗”。他愿像“蚕”一样“吐丝”，放射生命的光辉，留下生命的痕迹。有意思的是，像“蚕”一样经过了生与死竟逐的萧乾，到了晚年，也还是像那“老年”的“蚕”一样，“谦和温柔，处处且来的从容”。他在晚年写成的散文名篇《关于死的反思》中，透露出的对死亡的认识也是如此，静静地等待，像“蚕”一样酣酣地睡去，颇有道家风骨。

我以为《蚕》并不像萧乾本人和一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由象征朦胧而导致失败的作品。萧乾在写于1934年题为《给自己的信》中提到《蚕》时说：“《蚕》，你的第一篇，虽然当作故事看不伦不类，（我知道直到此刻你也还摸不清故事的轮廓。）却隐隐地有着一些寓言味。文字还细致，但这细致恰成致命伤。你既要表现一个哲学，就该把轮廓弄清楚呵！细致增加了美，增加了真实，却掩住了表现的主题”。而我却始终认为，它不仅成功地叙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在于借达尔文进化论否定命运和神灵的思想，进而揭示生命的意义。萧乾在这里赋予了“蚕”一种人格力量。“我”是“蚕”的主人，可管不了“蚕”的死活。“上帝”是生的巨灵，就能主宰人的命运吗？这该是《蚕》的主旨所在。

《蚕》是萧乾的第一个短篇，也几乎成了他短篇小说里的最出色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