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自己的书评实践与书评理论是相一致的。他的书评写作严格恪守他理念中的书评原则，称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书评。其书评的最大特点，是见棱见角，始终保持批评的锋芒，而从没有糊弄局的温暾之谈。从他1930年2月10日在海甸虹桥之畔写作第一篇书评《骚的艺术》，到他1998年躺在北京医院的病**为我写的《生命信徒：徐志摩》一书写的《读傅光明的〈生命信徒〉》为止，除被迫掷笔停耕，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那22年，他的书评写作跨越了60多个年头，几乎从未停过笔。

30年代是萧乾书评写作的起步期，共写作书评7篇。其中《骚的艺术》堪称他的书评处女作。他认为屈原的创作是个性的文学，而伟大的艺术创作一定全是真挚的“自我表现”，“苦闷在他的内心里熬得不堪了，所以他才把那过了沸点的情感，通过一枝秃笔，把那些情感的火花，有笔头迸发了出来。因此，他的读者不但能明了他处在的生涯，更能认识他内在的心情；不但诵出多少美的心句，更能握着一个伟大的生活力……屈原的文字能产生激动人们心弦的力量，除了它的真挚性和创造力，主要是因为他是在凄楚的心情下，漂泊与天涯海角，听着波涛，思着往事，用泪濡着笔写来的。那够激动我们心弦的力量，便是真挚性，便是创造力。”他还借引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文艺研究之基础条件》里的话，“诗，不是世俗生活里产生的文学。它全然是孤独的艺术……又因为诗的生活是纯艺术的，所以诗人必须常处于孤独的境遇。”来表明他所要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自我的、真挚的、孤独的和创造的文学。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是萧乾在国内尚无奥尼尔剧作中文译本的情形下，通过在燕大图书馆广览英文资料动手写成的。他以生动流畅的笔调向国人介绍了戏剧史上的怪才尤金·奥尼尔的生平，“奥尼尔味十足”的戏剧成就，以及《白朗大神》的剧情和艺术特色。“在这里，他把现实和象征、生命和死亡拧成一片。他企图用生命诠释生命，一个神秘的表现……他以无可比拟的艺术把生活如纸一般地扯碎。他把丑恶诗化了，又用诗把人生捣成虚空的涅槃。他以不妥协的犬儒主义否定了生命全部”。

在评靳以的小说集《青的花》时，萧乾率直地指出它的缺憾是，这些作品远离现实，陷于伤感而不能自拔。但当他看到靳以在后来出版的《虫蚀》三部曲里，正努力跳出个人情感的圈子，有意识地拓宽作品的题材范围，并在行文上注意摆脱翻译体的欧化影响，尽量使用生动活泼的大众语言创作时，又不禁流露出由衷的赞赏。《评〈出奔〉》在肯定已是“文艺先辈”郁达夫的特殊文笔及其能攫获青年人心魄的创作本领的同时，以很大的篇幅用犀利的言辞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创作上的失误，“作者是用一枝画山水的细管想描绘一个重大的历史场面。那失败是不足为奇的……他玩弄了故事中的角色，也玩弄了灯下平心静气捧读着的人……不幸郁达夫先生没有看到当时革命**中，青年的呐喊和热血，因为他总是忘不了男女之间的那件事。”萧乾没有像今天有些批评者借批名人出名的初衷，他持论公允，有理有利，而又符合事实，决不夹枪带棒地摆出一副“灭人”的威风。他想作的只是一个独立、中肯的书评人，不像有的批评者，老想去作“救世主”。

萧乾这股坚持独立书评，不为名人讳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和勇气，还表现在他以书评的方式向翻译界前辈张谷若的“挑战”。1936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张谷若翻译的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苔丝》和《还乡》。1937年1月，萧乾写成《评〈还乡〉》，发表在《国闻周报》上。他挑出许多例句，毫不客气地指出它们的缺憾，“我们可以不讳的说，译者把这书译得通俗了，然而也译得流俗了！许多哈代本人一定很得意的句子，译出来却成为俗不可耐了。”并指出“这本翻译虽有了一切‘意译’应有的优越，却没能包含直译的长处，因而他把一部洋书变成地道了，也把一个深刻作品变得浅薄了……他使我们接近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却把我们从哈代身边隔远了，甚而离哈代原有的人物也远了。”由此引起了萧乾和张谷若之间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

1937年第14卷第10期的《国闻周报》令萧乾难忘，上面发了张谷若“回敬”他的一篇《谈翻译——兼答萧乾君评拙译〈还乡〉》，还同时刊登了他的《再评张译〈还乡〉并答译者》，锋芒丝毫不减。他认为文艺作品的译者是不能任性的，可“对于张君，翻译原来只是一种文字‘变’的作用。为求彻底，他还渺茫地主张‘整个变’，好像翻译可以完全不尊重原作，任译者自由摆弄一般。”

萧乾在40年代的书评写作，主要集中在他1946年从英国回来以后的1947到1949三年的时间。旅英七载，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啃读象牙塔里的英国意识流文学，而后作为随军记者驰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欧战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记者生涯，自然荒疏了钟爱的书评写作。二战结束，才得以重拾旧好。但他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写杂文和国际社评上，三年的时间，也仅是写了10篇书评：《詹姆士四杰作》、《小说技巧小论》、《赏鉴的脚注》、《小说家应有几重人格》、《吴尔芙夫人》、《詹姆士掌故录》、《“离开铁路三百英里！”》、《〈虾球传〉的启示》、《史纽斯的诗》和《比尔布姆的谐谑画》。

萧乾在50年代有三篇带有书评性质的长篇评论，是作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三本译著的前言，在书出版时放在了卷首，均是对原作者英国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和捷克的雅·哈谢克生平及其著作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介。

80年代，是萧乾书评写作的丰产期，发表总数约20余篇。他的书评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轻时的锐气淡漠了，而变得更加从容、舒展，文字也由严谨、凝重而变得轻松、爽快。长篇书评如《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部散文的喜剧史诗——读〈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依然是对译著原作者的生平及创作做出全面系统的评价，其他绝大多数书评多是抓住所评作品最富特色的地方来评述它的精髓。篇幅不长，却短小精悍，真的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有的索性直接以“读后感”为篇名或副题，如《〈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义气·骨气·才气——〈新凤霞回忆录〉读后感》、《龙应台的心路——〈人在欧洲〉读后感》、《〈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读后感》等；有的则在致作者信中，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如《读〈贞女〉致古华〉》、《〈小说创作十戒〉是一本好书——致王笠耘》、《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致严家炎》等。

萧乾此时的书评一是多选择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人佳作，以通过书评的方式加以推荐、奖掖和扶持，让更多的读者品领作品的韵味和价值，如《读〈浮躁〉》、《一叶知春——读〈张辛新小说集〉有感》等；二是充当与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着力评介他们的创作，如《遥寄狮岛》、《聂华苓的历史感》、《热爱台湾的龙应台——评〈野火集〉》、《龙应台论诺贝尔文学奖——再评〈人在欧洲〉》、《评〈禅说——尊者的棒喝〉》等。不难看出，萧乾这一时期最为器重的一位海外华人作家是以一把“野火”旋风般烧遍华语世界的龙应台。他称赞这位血气方刚的女性，大概看不惯台湾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想靠个人的一股勇气，冒犯一下，闯出个新局面。他当然希望中国多一些像她那样心性耿直、笔力雄肆、文风凌厉的作家、批评家，这样，批评界的不良风气或可为之一改，也出现一个批评繁荣的新局面。书评的昌盛，自然还有赖于艺术的民主空气。

到了90年代，萧乾以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仍孜孜于书评写作，他在这一时期写的书评，数量上几乎等同于以往写作书评的总和。这有体力上的原因，他在1994年为自己与夫人合译的《尤利西斯》写完长篇译序《叛逆·开拓·创新》以后，已不大有精力创作散文，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书评写作上。这样，一来可以读书，他是一日不可无书；二来可以不间断写作，他是要写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经历过一辈子的世事沧桑，萧乾有意识地在书评中渗透进自己对生命的体悟。他早已不单纯地去评述某一部作品的得失，而是更多地也把书评当成了实践他晚年“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的载体。像《读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读竹林长篇小说〈女巫〉》、《一代的反思》、《〈丝伟卷〉不简单》、《特级“档案馆”一瞥——读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等，都是将自己的经历或浓或淡、或多或少地化入原作品宽广的背景之中，去反思、批判“文革”的荒谬，去解析扭曲人性的历史，去阐释历练生命的滋味，去抒发人间正义的真谛。萧乾晚年的书评，一如他晚年的散文，带有老年人的雍容大度，但其思想的锋芒，智慧的含量，已不似青年人粗犷的率真，执著的豪放，而是更加富有韧劲、弹性和张力。

也许是生命的潜意识在作怪，萧乾是以书评开始写作生涯，最后也是以书评结束了创作生命。他的绝笔之作是我帮他起草的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林徽因文集》所写的序言《才女林徽因》，性质上也算是书评吧！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是宁肯写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文学批评，而少有人愿干开门见山、短兵相接的书评这一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始终是萧乾一生中一个“未完成的梦”。

21世纪了，他的梦能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