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研究》是本旨在倡导书评的好书，虽然欧化的句子随处可见，但还是显示出萧乾的理论素养和熟练驾驭语言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书评研究》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没有书评理论专著的空白，它是中国书评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而且，它是那种以作家的散文笔法写成的学术文字，很实用，可操作性强。

萧乾绝不是空头理论家，他是书评的实干家，1935年7月接编《大公报》以后，便立即设立了一个“书评简评”栏目，并对于这栏，怀着无限的希望。他说，这简直是一个总也不曾填补的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绝不致浪费的。在这艰难的工作上，祈求国内批评家的襄助。为使书评栏目办下去，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书评队伍实在必行，这既可保证书评稿件的供给，更可保证书评的整体质量。

萧乾此时还显露出很好的社交能力，经过一番努力，组织起包括李健吾、宗珏、常风、李影心、黄照、杨刚、陈蓝、刘荣恩等为骨干的书评网，并按术业专攻，给每人分了工，比如外文书大都交杨刚或刘荣恩来评。事实上，到今天都可以说，萧乾及后来接手的杨刚在《大公报》上编发的书评，从数量到质量都堪称中国有书评史以来的一个高峰。

书评也应是一种客观、公正和独立的文学批评。那年头似乎还不时兴炒作，萧乾也不会替出版商去瞄准读者的口袋。他希望每周的新书杂志，读者全能在上边寻到点批评，一点意见。庸常的，劝他不必买；劣制的，劝他不可看；优秀的，促他即刻读。虽然这是一盏昏暗的灯，毕竟比他摸着黑伸脚强。

书评的真正对象是读者大众，竭诚为大众服务，是萧乾主持书评的第一要义。他发现许多读者是受着书贾的封面题字如何‘尤为名贵’的指导，出钱买书的。这同今天许多读者仍眼盯着图书排行榜，盯着封缠红腰带的“名家推荐”买书的情形很相似。其实，图书排行榜真有点像水泊梁山排座次，里面有很大的操作成分，常是商家爆炒的结果，一些拿人手短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在物欲的驱动下成了商家的帮凶。

排行榜上靠前的，不一定比稍后的本事大，稍后的多心有不服，岂甘矬人一头，便总想耍手段窜至前茅。这其实是国人性情里的“交椅”情结。图书排行榜上的书有如交椅上的人，巴望着长坐久安，垂涎者则跃跃欲取而代之。炒作图书同炒作政绩大同小异，都是采取避实务虚的策略，捕风捉影者自然上当。有的书尚未出笼，就已被炒成畅销的惊世之作，引得读者趋之若鹜。商家正好窃喜敛钱。

目前的图书市场说健全为时尚早，这就给出版社、书商和作者三重炒作留下极大的空间。有钞票开路，广告可以先声夺人，虚张声势；有人情垫道，评家便可失了公允，一味吹鼓，纤毫不损，何乐不为。商业化和市场确有其残酷的一面，出版社和书商为生存自然要在图书市场这口有限的“大锅”里爆炒图书而获利，书作者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以期通过爆炒把身价定成著名新锐什么的，名利双收。而排行榜就变成了测量这口“炒锅”的晴雨表，炒家自不会放过。这晴雨表好像炒家眼中不断翻动的股票显示屏，一分涨跌牵动他的每一根神经。看破了这一层，读者就该别再只盯着这只晴雨表买书了，它实际上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读者要学得智慧，要有独立的判断，才不致亦步亦趋，落入炒家的圈套。司机、行人安全通过路口，免遭生命之忧的秘诀是“一慢二看三通过”，而聪明的读者对图书排行榜上的书，也要有这么个基本准则，即“一慢二看三掏钱”。慢是不要急着对榜上书先睹为快，一时即起的冲动快意最易造成冷静之后的失意。从长远考虑，实在划不来。读书本就不是能当时尚来追的。反之，时尚书则多是过眼尘烟，失之交臂不足惜。看得平心静气粗略浏览个大概，以认定这书是否适合自己的口味，或真正所需，切忌读书赶浪头，人家读什么你读什么。事实上，这个浪头你永远赶不上，到头来只能是金钱、光阴双双落空。购物讲究物超所值，购书是同样的道理。图书排行榜，可把它当成菜谱，要点得经济实惠，恰到好处。点了一桌菜，东挑西拣，只能造成浪费。美食家讲究食不厌精，其实，真正会读书的人书不一定要读得多，但一定要精。总之，读书人自己也得有只晴雨表，万不可让排行榜盲目左右，乱了方寸。

说如今的书评界尚不及三四十年代的萧乾所为并不为过。首先萧乾作为编辑书评自律的约法三章，今天的编辑、记者就很难做到。第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赠书。萧乾在上海时，每隔三四天，都要冒着褥暑跑两趟四马路，自己出钱挑买回一大摞有价值的新书，然后分类打包寄给“书评网”的书评作者。这样就斩断了某些出版商及作者为广告效益而伸向书评家的黑手，保证了书评的公允和质量。而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书首发式，常由出版社一方事先准备好书送给神通广大的各路记者及书评作者，再配以各种名目的润笔费。各路神仙也是堂而皇之的收授。以此势必导致许多书评有失公允。第二，不评论自己和好友的书。萧乾先把自己和老师沈从文的书摒在评论之外，而后又把挚友巴金、靳以的书也纳入不评之列。这同我们今天的某些小圈子书评、朋友式的客情书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有些掌管版面的书评编辑有时连最起码的私嫌之利都不避，遑论抵御外部**。第三，萧乾认为保持独立书评最重要但也最难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持论客观，不捧不骂。萧乾始终尊重书评作者独立思考的智力劳动，从不轻易删改。对于太过尖刻或讥诮的字眼，他会巧妙地做软处理，同时完全保留作者的观点及批评锋芒。他鼓励评与被评的双方做心平气和的学术辩论，对泼妇谩骂式几近人身攻击的评论，绝不采用。这三条原则，是萧乾主持下书评保质保量的生命力的支点，它同样值得今天的书评编辑思之，用之，行之。

到了90年代，还应再加上一个第四条：评论有偿？使不得！萧乾由于在阅读中喜欢上一套书，就写了篇评论寄给一家报社。文章发表后，出版那套书的出版社两次来函，务请将报社寄来的汇款单复印寄去，以便他们“照章再寄一份稿酬”。他颇感惊讶，文章是自己主动写的，并非那出版社所约，何以要再领一份稿酬。他便给出版社回了一信，说：“我写过一些书刊评论，但从未领过——也不打算领双份稿酬。‘新闻有偿’已够为文化人丢人的了，‘评论有偿’可千万使不得！我是真心喜欢这套书才动笔的。我书架上有不少赠送或自购的新书。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这套书并希望更多的人也喜欢才动笔的。倘若我接受了你们那份带有‘贿赂’意味的双份，那就该用我那篇小文去擦屁股……我学的新闻学告诉我任何言论——其中包括书评，如果不具独立性，就不会客观，也就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且一本书倘若靠红包儿来推广，那本书的价值必然会大大降低。贵社出了好书，理应得到承认，何必这样采取人为的——也是不那么体面（对出版社及评者个人）的办法去推广呢？”萧乾最后叹到：呜呼，代读者挑选、监督的书评本来在我国就不发达，而今到了90年代，竟然丧失了监督的职能，沦为书贾推销的一种工具了！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就该像灾民那样给啥吃啥，就不需要独立的鉴定与品赏了吗？

30年代的萧乾可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组织一期书评特辑，以加强作家、书评家和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很强劲的书评气候。抗战爆发前，他一共组织过四次书评特辑。第一次是由常给栏目撰稿的书评作者谈“我怎样写书评”，刊于1936年8月2日《大公报》副刊。第二次是书评家讨论“书评是心灵的探险吗？”探讨书评与文艺批评之间的关系，参加者有朱光潜、刘西渭、张振亚等，刊于1936年9月12日《大公报》副刊。第三次是作家论书评，参加者有叶圣陶、巴金、张天翼等，披露出一些作家与书评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刊于1937年4月25日《大公报》副刊。第四次是“读者论书评”，参加者来自不同的省份、行业，内容涉及要对小说、诗歌、散文、剧作和翻译写出怎样的书评，指出书评界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同时，对书评和书评家提出了期许。该期特辑刊在1937年5月9日的《大公报》副刊。

另外，萧乾还创意出一种“立体书评”，即“集体评论”和“评者与作者对话”。在这方面，获得较大成功和影响的是关于《日出》的“集评”。他用了三个整版做了一次“立体化”书评的实验，这在中国书评史上称得上是绝无仅有。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大公报》副刊的两个整版刊发了由十多位作家、学者参加的对《日出》的“集评”，他们是茅盾、巴金、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靳以、李广田、荒煤、黎烈文、孟实以及教过萧乾英国戏剧的洋老师谢迪克等。大家各抒己见，推诚相与，讨论十分热烈，有褒有贬，开诚布公。萧乾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倡一种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书评。“集评”之后，再请曹禺就《日出》的写作动机、构思经过和艺术意图，作出自己的剖析，并同时对“集评”中的批评给予诚恳的答复。曹禺为此写成长文《我怎样写〈日出〉》，他在1985新版《日出》的跋中，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可见，这种评者与作者间真诚的切磋和交流，除加强书评本身的文化功用外，更使整个《大公报》副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沟通、理解的桥梁和精神上的“圆桌”：这是一张圆桌，不是课堂，也不可让它成为沙场。这圆桌上没有主席，所以大家说出的都只是意见而已。

萧乾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是首倡文学评奖活动。1936年，萧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名义发起并主持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奖活动，评出卢焚的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为获奖作品。三千元奖金三人平分。这实际上是萧乾书评活动的延伸，以至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