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面提到，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官厅会计就主要是为收税服务的。因为只有建立了良好的经济记录和核算制度，国家一手纳税、一左用钱才会有依据，才有公平可言，用得也才会安心。
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谓会计主要是指官厅会计，民间会计发展长期滞后并且相当落后。如果说这在单靠收取“人头费”、“十一税”、“租庸制”时期还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发展起来后，就变得异常复杂了，因为无论是营业额还是利润谁都不可能一看就知道是多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式记账出现了，既可以消除单式记账那种连账也轧不平的弊端，又能适合更多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1492年西班牙女王在三次拒绝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印度和中国探险的要求后，最终还是答应了资助他出海的要求；并且承诺，探险成功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后代可出任西班牙开拓的殖民地人的总督，同时获取10%的利润分红。要知道，出海探险在当时等同于“送死”。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谁都不知道海的那一头有没有边、彼岸在哪里；这对投资来说绝对是冒险。不过事实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亲自率领三艘中世纪后期的那种木帆船，顶着惊涛骇浪，经过70天旅程，还是横渡大西洋幸运地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史称“地理大发现”。
当时，西班牙女王为什么会承诺“10%的利润分红”呢？因为这主意本身就是一名会计给她出的，所以难免会打上会计人特有的思维烙印，把这次出海探险看作是一次风险投资行为。所以，国王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起出海航行的人员中，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会计师，负责记录资金使用、确保最终盈利。如此庞大的投资不能没有账，可是当时的记账又达不到今天风险投资的要求，所以专门配备自己的会计（自己人）来弥补这一缺陷，这在今天来说，就相当于对某专项重大工程派驻财务总监了。
从此以后，对于大型项目尤其是跨国企业来说，会计组织及会计核算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已经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这在客观上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以及会计组织的地位。
所以，从近代会计开始，民间会计的演进虽然要曲折得多，但很快就超过了官厅会计。直到今天，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认为在企业从事会计工作要比政府会计复杂得多、也“更有能耐”得多；会计在行政部门的地位只是中层甚至附庸，而在企业却可以做到最上层。
话扯得有点远了。不要说过去没有可靠的会计报告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依然很普遍。以吉林省为例，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经济主要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例极少，这种状况一直到1957年资本主义工商业被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后才有所转变。
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情况非常复杂。绝大多数中小规模的企业都没有账，即使有账也主要是为了应付税务局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假账；而大型企业虽然都有账，可是账目不但不全，而且都是那种老式流水账。俗话说“行行有弊”、“隔行如隔山”，外人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真实收入和纳税额相当困难，因为你根本没有依据。怎么办？所以当时的征税主要是商人自报，他报多少你收多少，可想而知，你还能收到多少税？
收不到几个税怎么办？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民主评议来征税，“民主评议和税收任务相结合”。举例说，首先将各行各业分成若干不同行业，每个行业都把纳税户按营业规模从大到小排列出顺序来；然后，让各纳税户根据自己及在同行业中的情况来采取百分制打分；当大家都感到各自排列的顺序和评定的分数“差不多”了，就把这一结果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税务人员对该行业排出典型调查户，重点解剖该调查户的实际经营情况，得出该行业每1分值应该缴纳多少所得税。最后，由各行业组成民主评议委员会，根据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分摊到每1纳税分值上去，最终算出每1分值应该缴多少税。1951年之后，开始改评分为评营业额，因为这样更简单、真实性也会更高些。[1]
就好比说，高考录取的主要依据是考试分数。在同一个省内，高考成绩出来后按考分高低排序划分录取分数线一目了然，也最硬气；可是，现在因为没有考试或无法举行考试（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纳税户没有账簿或账簿记录不可信），所以只能采取大家评议的办法——首先是每个考生自己报个分数，说如果考试的话你能考多少分？然后，让大家根据你平时的学习状况和表现，看看你报的这个分数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多报或少报？然后，到所有人的自报分数经评议审核后定下来了，再来看全省排名。这在今天看来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过去在无账的情况下就是这么过来的。
直到今天，《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对于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实无能力建账的，可聘请经过批准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专业机构或经过税务机关认可的会计人员代为建账；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经过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批准，便可以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货销货登记簿或税控装置，来代替建账。但说到底，即使是这样，依然可以说是无账会计，只不过是得到了批准、是合法的而已。
[1]段林波、徐瑞云：《半个多世纪前的“民主评税”》，载《中国税务报》，200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