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账簿是有条不紊地记录经济事项并归类整理的一种有效方法。

从会计账簿的名称看，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册”、“简册”、“簿”、“籍”、“帐”等多种名称，现在则统一称之为“账”。

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代，称之为“册”和“简册”；第二个阶段从战国到秦代、汉代，“簿”和“籍”混用；第三个阶段是从南北朝至民国时期，“簿”和“帐”并用。

从会计账簿的材质看，商代时主要是在竹木简牍上刻字，一片片竹木简用绳子串起来就成了册，而很多册串在一起就成了“典”。在纸张发明之前，书是用简帛制成的；竹简缀连在一起就成为卷，称之为简策装；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这种风格，所以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叫卷轴装。

西周时期，会计制度已相当健全，会计核算上除了有“书契”、“官契”等类似于今天的会计凭证，还有“籍书”等类似于今天的会计账簿。

周代后面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不安，但天下大乱必将达到天下大治，战国中后期的会计账簿设置种类就已经很丰富了。例如，除了有专门用于汇总登记的会计账簿“恒籍”，还有用于分类登记粮草的账簿“口籍”、登记厩苑的账簿“苑籍”等，从此奠定了中式会计方法的基础。

最迟在东汉，中国出现了木刻账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2013年湖南省益阳市兔子山遗址的考古挖掘中得到证实。那是在东汉即纸张出现几百年之前就出现的三联账简，数量相当多，这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多联式会计凭证和账簿。[1]

宋代时，官厅会计已经统一使用订本式账簿了，这就大大推动了总账中分类核算方法的应用。四柱清册的编制，更进一步使得这种分类分项核算科学化、系统化，同时也使得四柱清册编报规范化，中国会计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代账簿的一大特点是，虽然采用的单式记账法与唐代没有多大的区别，记账符号依然是“入”“出”为统治地位，但这时候已经在民间簿记中能看到以“收”“支”作为记账符号了，这在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并且在宋代簿记中，每一笔会计事项的记录格式顺序统一为时间、记账符号、收支名目、数额、单位、摘要说明；摘要说明中还通常会记录责任承担者的职位和姓名，以便事后进行核实和追究。[2]

从会计账簿的演进看，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单一流水账时期，二是“三账”时期，三是账簿组织体系发展时期。

第一个阶段单一流水账时期，时间跨度在中国是从原始社会末到商代。

那时候的会计，实际上就是事无巨细地、按照时间顺序一笔笔地记流水账，既没有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也不用记账符号，无需结账，目的主要是起一种“备忘”作用。当然，流水账只是后来的说法，当时的人称之为“草流”、“草批”、“原流”、“底簿”、“草帐”、“花帐”等。

第二个阶段“三账”时期，时间跨度从西周到清代中期。

在这个阶段，中国有“中式三账”，国外有“西式三账”，也算是扯平了。中式三账，指的是草流、细流和总清，分别相当于今天的底账、明细分类账和总账，从而构成了中式会计账簿的骨干。

在这其中，从西周到魏晋时期，处于从“一账”到“三账”的过渡时期。例如在西周的官厅会计中，分为财物保管部门和会计部门，财物保管部门有财物登记账（称之为“保管会计籍书”），而会计部门则设有总账（称之为“汇总会计籍书”）和明细账（称之为“分类会计籍书”）。这些账簿虽然都是序时登记的，并不像今天总账和明细账这样要进行汇总记录，但已经能看到这样的雏形了。

汉代时，统治阶级的剥削项目名目繁多，从而导致会计账簿的设置也日趋复杂化，同时当然也推动了会计核算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账户数量虽然多，彼此之间却缺乏关联，所以只能说比过去有进步，与今天这种会计账簿之间具有紧密的科学相连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官厅会计已开始流向民间，尤其是在民间商业活动中已经开始广泛设置会计账簿了，这为后来的中式会计账簿建设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北朝至宋代、元代，三账的设置发展很快。在唐代，会计账簿设置已经有了总账和明细账的区别，草流经过整理后变成细流，必然会提高核算质量，从而初步建立起了三账的主体结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专门核算利润的专门账本。宋代，总账（总清账）不但出现了，而且还要求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来进行设置，并且无论富商大贾还是中小商人都已经有意识地在自觉设置三账了。

明清时期是三账设置的完备阶段。尤其是随着经济的繁荣，民间商业会计的水平已经超过官厅会计。例如，当时的明细账（细流）通常分为银钱流水簿、进货流水簿、批发流水簿、门市流水簿、其他流水簿等；相应地，总账（总清账）则有银钱总清簿、进货总清簿、批发总清账、门市总清簿、其他总清簿等。而其明细账的基础则是草流（原始凭证），总账的成果是红账（会计报告）。这与今天已经很接近了。

明代单式记账法向复式记账法过渡，账簿中的记账符号仍然普遍采用的是“收”和“付”（支），而在总括数据（如月报、季报、年报）和会计报告中则多用“入”和“出”来表示，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

到了清代，随着官厅会计中单式记账法日趋完善，受民间会计中复式记账法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出现了入出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并存并用的局面。总清账中按三类确定核算项目，依次在账簿中确定记账地位并分户核算。

第三个时期是中式账簿组织体系改良和西式账簿组织体系引进时期，时间跨度从清代中期至今。

从清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从而导致账簿设置方面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外三账的对比中得到反映。虽然说两者在组织形式、记录内容、发展趋势上基本一致，但中式三账从细流归类转入总清账时，采用的是并不科学的单式记录；而西式三账在这一步采用的则是借贷式复式记录，这就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根本性区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撇开四脚账在账簿设置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不谈，17世纪以来的300多年间，中式三账一直是在固步自封，停留在单式记账阶段，从而迫使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不得不发起一场改良中式簿记、引进资本主义账簿组织体系的运动。

20世纪30年代，是徐永祚最先把账目分类作为改良中式簿记的突破口。它吸收西式会计科目分类的基本方法，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来设置标准会计科目，以克服过去的混乱状态，也便于账簿设置与报表编制相统一，对后来新中国建立后的会计科目体系建设起到一种过渡作用。与此同时，潘序伦等则积极引进西式会计的科目设置，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完善。

[1]陈敏：《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召开“简牍会计史”专题研讨会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国会计学会官网，2016年4月14日。

[2]康均、王涛等：《中国古代记账方法的发展（四）——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中华会计网校网，200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