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府会计是从商代开始出现的，当然，那时候还叫“官厅会计”；到西周时，正式出现了“会计”的名称，与此同时，也开始具备了严密的会计组织。

为什么会不早不晚出现在商代呢？本书前面提到，商代人特别擅长商业运输和买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奴隶制文明大国。货币出现了，数字出现了，从而也带动出现了会计和账簿的雏形。所以那时候政府需要有“健全的会计组织”来负责收赋纳税，官厅会计也正式出现。并且，当时的会计记录已相对完整，每一笔经济事项都会包括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并且用“毕”和“获”字表示收入、用“卯”和“埋”字表示支出。

西周时，当时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天子之下是太师、尹氏（掌握军政大权），再以下是“六卿”，包括“三司”和“三太”。三司是司徒、司马、司空，三太是太保、太史、太宗。而六卿之首的司徒，其功能主要是掌管土地和赋役，其中有“大宰”、“司会”、“小宰”、“宰夫”等官职，负责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百物财用”。司会负责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其中又分为“司书”、“职内”、“职岁”、“职币”等4种会计职务：司书掌管会计账簿，相当于今天的主办会计或总账会计；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相当于今天的销售会计；职岁掌管财务支出账户，相当于今天的成本会计或出纳会计；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就好比是专门核算利润及其分配的。由此可见，司会专门负责会计工作，这样又与专门负责财物保管的小宰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划分。

在《周礼》中，就介绍了主管会计工作的官员叫司会；当时的会计核算时间单元是“岁会、月要、日成”，即“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结合这一点，清代数学家焦循在注释《孟子·万章下》中“会计当而已矣”时说，“会，大计也。然则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意思是说，一日（每天）的会计记录表现为“零星算之”，称之为“计”；一旬（10天）的会计记录称之为“会”；一月的会计核算称为“月要”，也称之为“综合算之”；一年的会计核算称为“岁会”。而在《周礼·注疏》中则有“月计曰要，岁计曰会”一说，《周礼》中还有“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意思是，每隔3年要对宫廷的财务收支和掌管官员进行一次审计监督，以考察“群吏之治”，有点像20世纪末中国流行的“财务大检查”。由此可见，政府会计制度在中国周代时已相当完备。

战国至秦汉时期，官厅财计（财政和会计的合称）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初步构成完整的经济管理系统。尤其是在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基础上建立起了两条主干财计制度，一是国家财政收支，二是皇室收支；再加上秦汉御史监察制度，从而一起构成了封建王朝的经济集权统治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会计发展史上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直到现在），包括主导和引导作用，这是一大“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出现单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个人、组织或政府为争取自身获利机会自发展开的对现行制度的改变——具体地说是，西方国家的会计发展一开始就是靠会计职业界来进行推动的，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国家才开始介入。这是中外对比的一个明显区别，并不一定有孰优孰劣。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是利弊互现的——一方面，盈利性诉求会促使变迁主体推动变革；另一方面，当变迁主体自身利益得到基本满足后，又会反过来阻碍这种变迁的进一步发展，或者由于路径依赖而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