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发展的前提之一是表达，包括书写技术、数字、算术、算盘和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以及货币作为共同计算单位等。
在这其中，最早是书写技术和数字同时出现的。当然，最初的那种数字还只仅仅局限于1和2，连3都没有，3的出现历经了上千年历史。在古人眼里，“3”就是“多”、“很多”了，所以称为“众”。
本书前面提到，中国古代普遍使用“帐”字是在唐代，那是因为当时纸张已经得到普遍使用。考古发现，虽然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但这种纸质地粗糙，成本高，数量还少，所以并不普及。到了105年（东汉元兴元年）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做原料，这样就既扩大了原料来源，价格也便宜，质量还有提高，纸的使用才开始慢慢普及开来，被誉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相比之下，古埃及人早在这三千年之前就已经使用纸草纸记录经济事项了，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账簿。
大约在公元前31世纪前，古埃及人发明了用纸草簿记作记录，从而把国库簿记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通过有点像今天“支付命令”式的那种经济凭证，奠定了官厅收支制度及手续程序。而为了保证这种设置记录真实可靠，定期盘点出现了。记录官所登记的账簿，必须按照规定接受国库监督官的检查，这样，就在国库记录官、出纳官、监督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从而把簿记方法体系确定了下来。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纸草簿记在格式上已经可以看到今天会计账簿的雏形——纸草上划分为多栏，按照项目确定结算关系并进行汇总，最后一栏是“总计”。仓库账簿每天都要编制汇总表，分别计算出各种财物的结余数，作为编制报告的依据；要求定期编制会计报告，其中还规定必须全面列示各项财物的收支情况及其结果。至此，古埃及的“官方簿记”已基本形成并初具规模。
纸草又称纸莎草，是一种生活在沼泽地的植物，曾经广泛分布在尼罗河两岸的池塘和沼泽地，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纸草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制作纸张用于书画，此外，还可以用来做绳、框、鞋子等，根部可吃。埃及这种用纸草发明的纸要比中国早几千年，纸草现在是埃及的国草，纸草画是外国人去埃及旅游非买不可的纪念品。纸草既然可以造纸，那么就毫无疑问也可以用来记账了。多张纸草粘接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卷轴，例如20张纸草纸可拼成6至8米长，这样就可以用来书写或记账了。
据史料记载，这种卷轴的长度最长可达42米，用于会计记账的卷轴宽度一般为40厘米。记账时铺开卷轴，右手握笔书写，并且像古文一样是从右往左写的。这种笔也是用草根削尖制成的，蘸上纯天然植物汁液做成的颜料，然后用象形文字写在上面，久不褪色。写完后卷起来就成了卷轴，存放在陶罐里。正是因为古埃及有了纸草做成的这种纸，才使得早先人类的数学成果和经济记录得以尽早流传。
纸草纸是世界上用植物做书写材料的最早记录。本书前面提到的黏土标志会计，这种黏土标志消逝于公元前31世纪之前，而纸草纸的出现正好在那时候，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替代黏土标志的作用。
可是必须承认，今天只要一提到埃及，人们首先会想到金字塔。为什么？这有两大原因：一是古埃及人对死者特别崇敬，所以特别讲究修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坟墓和庙宇；二是那个地区气候异常干燥，所以这些建筑艺术包括壁画与雕刻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其中既包括实物也包括纸草记录。而实际上，古埃及的数学和会计水平并没有古巴比伦高。古巴比伦是许多大型商队的必经之地，而古埃及处于平静和富足有余的尼罗河畔，与外界接触较少。只是因为古埃及用纸草记录了，而当时的古巴比伦还用黏土标志，所以前者保留下来的资料更多。这便是书写记录进步对会计的促进作用。
比如，在今天大英博物馆内珍藏的一份纸草纸上，就有一位名叫阿摩斯（Ahmose）的僧人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9世纪（一说公元前1650年左右）写的。据这篇文章的作者称，他又是从公元前23世纪以前第12王朝一位国王的旧卷子上转载下来的。
在这份纸草纸上，记载了关于分数和普通四则运算的一些说明。这表明，当时他们的数学已经达到了初等代数的水平，相当于今天小学三年级的水准。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所以在计算乘法时，是通过一遍遍相加得到结果的。同时，文件中也有记载土地测量的规则，以及计算土地面积、仓库容积、粮堆体积、石料和其他建筑材料体积等的计算。原因在于，当时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淹没了土地和土地界线，所以需要用绳子来重新丈量土地，并且把丈量结果记录下来，而这显然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会计事项了。另外就是，由于这是从国王那里得来的，还可以因此推断当时的这种会计属于官厅会计记录。[1]
在印度，纸张发明之前，弘传佛经时是把文字记录在贝多罗树叶子上的，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装订起来，称为“贝叶经”。到了中国唐代时，多用改良过的仿贝多罗树叶来代替真的贝多罗树叶，这种做法有点像今天落地电风扇叶子用塑料片代替过去的金属片一样。但不管怎样，贝多罗树叶既然可以写字，当然也就能够作为记录经济事项的会计账簿来使用。
无论是伊拉克的原始算板、埃及的纸草记录、印度的贝多罗叶记录，还是中国的陶器、兽骨记录，都能从中看到原始人进行计量、记录的杰作。
[1]（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