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具体地说是会计数字）的资格要比文字记载老得多。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会计本身就是为经济服务的，而经济活动则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同步产生的，经济活动先于文字的产生。早期的人类可以没有政治、没有文化娱乐，但必须有经济、有军事。
“衣、食、住、行”中，“食”最重要，因为所有动物包括人必须首先填饱肚子，然后才能进行各种再生产。而会计一旦离开经济，似乎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相比之下，文字却是在原始人留下的计量符号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所以，“数字”的年龄和资格要比“文字”老得多。
直到现在，依然能看到一些落后地区尤其是穷乡僻壤，一些文盲并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但却一定认得钞票，甚至会在大城市里的菜场上做生意；如果你要故意用假币去逗他（她），是一定混不过去的。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为了生存，这些原始人不得不需要联合起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怕被同伙吃掉）、与兽斗（也要防止被野兽吃掉）。而在这过程中，就需要交流思想、传递信息，需要用到语言和文字。语言沟通当然方便，但它有个缺点，那就是无法保存，也不能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当时可没有录音设备，也没有电话、网络这样的信息传递工具。所以，比语言交流更有优势的是文字；而在文字出现之前，则经过了漫长的堆石记事、结绳记事、刻记记事阶段。
结绳记事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尤其是南美洲的秘鲁最出名。在中国，宋代以后南方依然还有结绳记事。结绳记事主要是帮助记忆一些事情，无法进行语言和思想交流，主要是起表意作用，所以它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刻记记事已经比结绳记事前进一大步。因为它不仅可以定性记录，还可以通过刻记符号来表达数量的多与少。要知道，所有记录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出现纠纷的是数量，而刻记的最大优势便是可以把数字刻在石头、竹片或木片上。虽然开始时大家所用的符号并不一致，有点像“鬼画符”，但线条再难看对方基本上也能看得懂，而这就够了。
从结绳记事、刻记记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便出现了图画文字。与前两者相比，图画文字的优势在于，除了帮助记忆，还能表达思想。当时的图画画的主要是动物和人，只要你画得不太差，就能让人一看便知道是什么动物、画的是谁；然后，语言（看图说话）就出现了。
比如，大家看到上面画的是一只老虎，就可能会说“虎”；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个图像画下来，慢慢地画成象形文字“虎”。而在此之前的结绳记事、刻记记事阶段，就只能发出某种声音（语音），无法转化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直到有了约定俗成而广泛使用的语言后，才会形成文字。而图画记事，则介于图画和文字两者之间。
随着图画数量越来越多，图画文字也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画得逼真了，潦草一点大家也都知道画的是什么，这样就出现了象形文字。时间一长，图画就向文字方向转变，就可以直接用文字来表达意思了。
当然，那时候的文字中还多少能看出这种图画文字的模样来，这就是象形文字。两者的区别是：图画需要画得像，而文字不用画、而是写出来的；图画不能读，但文字可以读；图画是画出来的，费时费力，而文字是写出来的，一挥而就。显然，在用于交流和经济记录上，文字比图画要优越得多，与结绳记事、刻记记事相比不是一个级别。
接下来的第四个阶段便是文字，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公元前26世纪黄帝统一华夏后，觉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太落后了，所以交给仓颉一个任务，要他想出一个更简单的记事办法来，于是仓颉便想到了造字。因为当时的图画文字已经成熟，脱离图画单独用字来记录条件已初步具备。
怎么造字呢？开始时仓颉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突然有一天，他看到天上飞过一只凤凰，从它嘴里掉下一件东西，正好掉在他面前。他捡起来一看，上面是个脚印，但看不出是什么动物的脚印，于是便去问猎人。猎人一看就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仓颉从中得到启发：万事万物都有特征，抓住这些根本特征把它简单地画下来，就能造出（象形）字来。
就这样，仓颉造出了一个个字，然后献给黄帝，从而结束了过去五千多年堆石记事、结绳记事的“远古符号”历史。黄帝感到很满意，便要求仓颉把这些文字传授给各地的酋长们，这就好比是办“扫盲”班了。就这样，这些象形文字开始慢慢普及开来。当年仓颉造字的地方在今天河南省新郑县的“凤凰衔书台”，宋代时还在这里建过一座庙宇名叫“凤台寺”。
顺便一提的是，仓颉造字后，当时的写字方式除了雕刻，还有真正的“写”，即用毛笔写在陶器上。田野考古表明，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公元前51世纪至公元前31世纪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这样用毛笔“写”字了。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殷商之前就有用朱笔和墨笔在陶大口尊上写字了；商周的青铜器铭文，也是先用毛笔描出来然后雕刻上去的。今天之所以人们认为古人只会用刀刻字，关键是笔写的文物无法保留到现在。[1]
到了秦代，“文”“字”两字开始连用了，而在此之前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文”，是指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的图形，它的本义是“花纹”“纹理”；所谓“字”，是指在形旁、声旁出现后结合在一起的形声字和会意字。所以，古代的结绳记事既不能算是“文”也不能说是“字”，而在此之后的伏羲画卦、仰韶文化、大汶口陶文等就只能算是“文”；直到殷商甲骨文中，才既出现“文”也有了“字”。
[1]林沄：《说书契》，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月第1期，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