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会计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的。可是殊不知，早在四五百年前的山西晋商中就已经普遍实行“人力资源核算”了。
明清时期，晋商在全国最活跃的10大商帮中处于领先地位，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会计上也有许多创新。大名鼎鼎的龙门账就是与晋商往来频繁的太原人傅山参考当时的官厅会计和四柱清册设计出来的。
晋商堪称是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鼻祖，其“人身股”制度则是人力资源会计的鼻祖。出现这一幕的前提是，明清时期这些商号最早都是自己投资、自己经营的，然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创始人就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了，这时候便会采取委托代理的形式聘请职业经理人，出让资本经营权，从而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从明代中期开始，晋商就实行这一制度了，一直到民国，历时四五百年。其基本内涵是：企业从业务骨干一直到大掌柜（总经理），都可以顶1股到1厘甚至零点几厘的企业股份。当时的行情是，1股资本股一般为1万两白银，具体顶多少，会在年终由大掌柜提出，然后经全体股东根据该员工的任职期限、能力、贡献大小而定，称之为“身股”或“顶生意”；每人顶股数量“上有封顶、下不保底”，封顶数为大掌柜的“身股”1股，其他员工则要低于该数。
年终结算时，人身股与资本股享有同等权利，一起参与利润分配。每股人身股究竟能换成多少股资本股，会在章程中约定。例如，历经230多年的晋商“大盛魁”，员工最多时超过7000人，该商号就规定每三年为一个“大账期”（会计年度），进行一次决算分红，同时调整身股原数。分红时，按公积金增长规模作为主要考核标准，生意最好时1股可分到1万两白银。人身股和资本股实行同股同权，包括已经去世的员工的家属依然是可以享受分红的。所以发展到后期，人身股的总数会超过资本股数量。
再来看另一家名叫“大德通”的票号。票号也叫“票庄”、“汇票庄”、“汇兑庄”，因为起源于山西并且多是山西人开设的，所以也称为“山西票号”。刚开始时，票号主要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后来慢慢地发展成存放款业务，到清代咸丰至光绪年间到达鼎盛状态；与此相适应，那时候的会计制度也处在中国古代商业会计最高峰阶段。
据大德通票号1889年的分红账簿记载，1885年至1889年的账期中，该票号共获利2.4723万两白银，资本股和人身股一共是29分7厘，也即29.7股，每股分红850两白银。其中资本股20分（股），23名员工的人身股9分7厘，这23名员工中有3名员工已经去世。而到了1905年至1908年的账期中，该票号共获利74.3545万两白银，共有资本股和人身股43分9厘5毫参与了分红。其中，资本股仍然是20分，而人身股则已经增加到23分9厘5毫，顶股人数增加到57人，每股分红1.6917万两白银。
不用说，能够获得人身股的员工必定是业务骨干，其基本条件是：三年学徒期满后考核合格，录用为正式员工；然后，再经过几年锻炼，在思想和业务方面表现优秀；再经过短则一两年长则十几年，才有资格顶股，也有的永远都无法获得这种权利。应该说，这样的条件是很苛刻的，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这正是晋商长盛不衰的秘密武器。
当时的普遍规定是：人身股不能转让，子女也不能继承。员工正常退休，照样可以根据人身股分红；但如果是被辞退或跳槽，则应立即终止。员工死亡后，仍然可以享受一两个会计年度的分红，称为“故股”。如果企业发生倒闭，人身股不用承担债务追索。但晋商会计核算非常谨慎，每年都会从盈利中提取部分人身股红利，相当于现在的公积金；此外，还会按照一定比例从每个人的分红中提取一部分“护本”来，相当于今天的风险基金。所以，票号一旦发生经营亏损，便可以从中支取，用预提倒款措施来防范经营风险。通俗地说就是，每年在进行利润分配时会预先提取部分用于将来可能发生的倒账（坏账）损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坏账损失。
关于这一点，与晋商当时创立的资本金制度密不可分。晋商很少“借鸡生蛋”，所以，为了确保流动资金充沛，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倍股”、“厚成”、“公座厚利”制度。所谓“倍股”就是前面所说的“护本”，指在利润分配时按照股份（包括人身股和资本股）提取一定比例的红利留在企业参与周转、使用，这部分资金仍然归个人所有，但只支付利息不参与分红，目的主要是扩大企业经营中的流动资本。所谓“厚成”，是指年终结账时将应收账款、现存资产打个折，迫使账面资产低于实际资产。所谓“公座厚利”，那就是在按照股本进行利润分配之前，先提取一部分作为公座，这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公积金了。[1]
这种先进的人身股制度，使得当时的山西票号虽然多是家族企业，可是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经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直到100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华尔街上。而这种“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也使得天下英才愿意在此抱团经营，从而导致一向贫瘠的晋中平原成为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没有之一。也难怪，当足迹踏遍中美两国的宋霭龄1915年随新婚丈夫孔祥熙回山西故里省亲，看到当时虽然已是战后落败了的遗留场景但依然如此奢华之极时，要称之为这是19世纪“中国的华尔街”了。[2]
[1]孔祥毅：《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P116-123。
[2]《汇通天下：理念领先华尔街的山西票号》，载《中国总会计师》，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