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账簿最早被称为“册”（因为它刻在竹简上），后来称为“简册”（因为它刻在木片上），然后才有“籍”“籍书”“簿书”“帐”等不同名称。西周时会计账簿就已经开始采用中式三账了。

所谓“三账”，指的是这种会计账簿的骨干是“草流”“细流”“总清”这三本账。其中，草流也叫底账，是最基础的流水账，它强调的是随时随地做记录，发挥的是原始凭证作用，有点相当于今天的日记账；细流是将在草流上经过整理后的账目规规距距地摘抄下来，它的重点在于整理、转记，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各种分类账；总清是在细流基础上定期归纳、整理后抄录下来的，它的重点在于归类、整理，一般一个账页只记一个事项，当然这就很像今天的总账账簿了。

中式三账从西周开始经历了上千年历史，到南北朝、宋元时得到极大的发展，清代得到完善。成熟的中式三账体系中，草流和细流账簿一般分为银钱流水簿、进货流水簿、批发流水簿、门市流水簿、其他流水簿等；相应地，总清账簿也有银钱总清簿、进货总清簿、批发总清簿、门市总清簿、其他总清簿等。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用红纸写的名叫“红账”的会计报告，用于贴在墙上张榜公布。

中式三账到清代的四脚账时达到顶峰。这时候的草流，依然主要是各种备忘录；而细流则包括序时账如“日清簿”“银清簿”“货清簿”等，其中货清簿又可分为“进货簿”和“销货簿”；总清则有“交关总”（如外埠总簿，内埠总簿）、“货总”（如进货总簿，销货总簿）、“杂项总簿”（损益总簿，费用总簿，股本总簿等）；红账（或叫“结册”）则有“损益表”（称为“彩项结册”）、“资产负债表”（称为“存除结册”）。

与中式三账相比，西方国家采用的“西式三账”可以说大同小异。以8世纪的中式三账与15世纪的威尼斯式西式三账相比，主要区别有三点：一是中式三账中的草流、细流、总清、红账，在西式三账中的名称分别叫草账、分类账、总账、两表；二是中式三账从草流经过整理、转记到细流，而西式三账从草账到分类账转记时要区分借和贷；三是中式三账从细流到总清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而西式三账从分类账到总账用的是复式记账法。

但随着后来经济、制度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尤其是到了元明清时期，一方面是西方会计在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是中国会计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应于中国明孝宗弘治时期的149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卢卡·帕乔利在威尼斯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在会计发展史上则更是具有里程碑作用。[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落差呢？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不同所造成的。10世纪至11世纪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已基本完成，12世纪至13世纪在一些城市国家已经出现工商业中心城市，13世纪至14世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区已经形成，14世纪至15世纪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非人格化的制度保证大大促进了借贷复式记账的发展。卢卡·帕乔利在该书第一章中就称“商人是共和国的支柱”。可是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在一直推行抑商政策，什么都想用人格化的“关系”来摆平，这就使得中国在15世纪中叶开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最终也导致东西方会计原来的那种先进与落后整个被颠倒。

[1]这本书奠定了卢卡·帕乔利“近代会计之父”的地位。他一生中至少出版过11部著作，其中两部最有名，另一部是《神圣比例》。而后一本书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该书所有插图都是达·芬奇画的。卢卡·帕乔利是达·芬奇的数学老师和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