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货核算和仓库盘点是十分重要而又出现很早的一种会计方法。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产品有了较多剩余后，会计概念上的存货及其核算萌芽就出现了。并且，会计计量单位也开始从实物向数量过渡，具体阶段出现在公元前31世纪之前。中华人文初祖黄帝就推出了一种名叫“黄钟黍”的计量单位。这种计量方法虽然很粗糙，但寸、尺、丈这些计量单位及其10进制一直沿用到现在，并且还通过黄钟黍进一步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这就是存货核算和仓库盘点时要用到的。

周代时，《周礼》记载，财物保管工作由“小宰”（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主管，下属的“宰夫”则相当于审计署特派员。特派员在各地检查账目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进行存货盘点（临时盘库），但具体采用什么方法现在还不得而知。这表明，当时的会计核算部门（司会）就和财物保管部门已经分开，并且除此以外还有单独的审计稽核部门了。

春秋时已经出现专门的仓储保管制度，在中央设一级专仓，地方上设有二级大仓。范蠡在江苏无锡贩卖陶器，就非常注重仓储和货物周转，并且已经懂得“勤进快销”的商业原则，这就又势必离不开需要经常用到准确的库存盘点。

秦代时，《仓律》和《效律》上都记载说，当时的盘点制度有临时盘点和年终盘点两大类，前者主要发生在官员交接时，后者则是为了岁计而展开的。主要盘点方法是粮草以“积”（1万石）为单位，钱币以“畚”为单位，盘查后要盖上仓库保管官员和抽查者印章，以明确经济责任。

从西汉开始，历代都非常重视储备粮仓的建设。因为粮食是古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社稷稳定的重要保障，所以有关粮物出入和盘点的制度都十分严格。而中式会计的财物盘点制度，也正是从秦汉开始形成的。

到了宋代，财物盘点制度比过去更先进了。宋太祖时规定，凡是州官到任都必须亲自检阅分管账簿，盘查清点官物。并且官库中已经用上了今天仓库中卡片账的那种“牙钱”，内藏库存放的财物每1000个用一个牙钱做标记，不同的财物种类对应的牙钱标记颜色都不一样，两者之间的对应规则只有皇帝本人和少数几个官员才知道。

这样一来，经过登记后的各种颜色的牙钱用专门的盒子收藏起来，直接存放在皇帝身边，就能随时抽查库吏有没有搞鬼。从这个角度看，牙钱和卡片账的区别在于：现在的仓库卡片账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财物的保管和进出；而牙钱则是保密的，是用来抽查对账的。所以，宋太宗把这个方法视为传家之宝，晚年时经常向儿子赵恒（后来的宋真宗）传授秘诀说，在内库管理方面，只要把这个办法保持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1]

换句话说，这种存货核算和仓库盘点制度在那时候已经常态化，而不仅仅是临时盘点加年终盘点了。例如在明代，就一律要求“盘点见数”，即账实相符；必须有盘点表，称之为“盘点清册”，并且这种清单会像会计报告那样分成年度的、季度的、月度的，并有官员交接时的临时盘点，种类可谓十分丰富。

清代时的仓储管理是分环节、分类别进行的，方法有逐类盘点、抽查盘点、交叉盘点三种，并且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突击抽查：一是1756年（乾隆21年）主要针对宫廷范围内进行的，二是1782年（乾隆47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盘查。[2]

在国外，从考古发掘看，古代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记载的泥制碑牌上，就已经有了关于存货的明确记载，并且手续完备、条理清晰。当时的存货管理人直接代表着国王，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资源都是国王的。这些存货品种有食物、商品和原料等，对面粉、肉类、酒类等的消耗都有明确记录，并且还有国王个人、其他同伴、同僚、下属使用数据的具体分类账，每个存货项目成本通通都记录在泥制空白账页上。

那么，这种泥账具体怎么制作呢？首先，仓库保管员将黏土用力地、紧紧地压在木板上，直至呈扁平状，制成一张碑牌；然后，一旁的监督者在碑牌的另一面上盖章，以示确认；最后，送去与其他会计记录一起储藏。储藏时，先用特殊的钉子为每一块泥制碑牌做标志，然后由存货管理人在外部密封后盖章，以示确认。移交结束后，由接收人在底部或背部盖上接收人印章。这种手续就很像今天会计凭证的交接了。

俗话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泥账当然是不便于保存的，这一点古人也知道，所以他们对每张碑牌都做了备份。通常是一份“正本”（原件），一份“副本”（复制件），这就又像今天开票时的一式两份了。原件留在本地保管，而复制件则要送往首都，这就又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一份自留、另一份报告给上级主管了。

因为保管的存货数量并不少，所以当时的人会分门别类地把它们存在不同地方。考古学家猜测，其分类依据是不同的时间和场所，因为在这些标签上都有存货名称、文档存放场所、经办人姓名、接收日期等。

[1]康均、王涛：《北宋时期的仓储管理与会计制度》，载《财会学习》2006年第4期。

[2]杨良成：《我国古代的财物盘点制度漫谈》，载《财会信报》，201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