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厅会计相比，民间会计凭证的使用有着更大的自由度，这是中国民间会计早期长期落后于官厅会计、后期长期落后于西方会计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会计凭证角度看，可以说中国民间会计长期处于“无证记账”状态，这种落后情况直到清代末年才有所扭转。

从会计发展史看，民间会计凭证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经济凭据阶段，二是原始凭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凭据阶段，时间跨度为夏代至元代。

在这个阶段，这些事关经济事项的凭证起到的是一种凭据而不是记账凭证的作用，当时起凭证作用的是“草账”。就好比说，这些原始凭证都是存放在“业务科”、而不是交给“财务科”附在会计凭证后面的。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君子不言利”，表现在民间工商业中长期“重义轻利”，通俗地说就是过于讲义气。而一讲义气，就必然会不重视或故意忽略相关证据和凭证。就好比两个熟人之间借钱，在讲义气的情况下就不必或不好意思要借据了。没有借据，这笔借贷业务自然就少了最重要的原始凭证。在有些人看来，更重要的凭据是信义两字。还记得“信义值千金”这句古训吗，他们认为，如果借款人有信用，借了钱自然会按约偿还；否则，即使签了借据也没用。绝不要低估了这种传统习俗的力量，直到今天，这样的想法在熟人和亲朋好友之间依然比比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虽然签了借据，可是等到欠账归还后就双方当面把借据撕掉了，结果还是没有可供入账的原始凭证。

从某种角度看，“君子不言利”是统治者的愚民观点和自欺欺人，这是导致今天人们不能客观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述的核心原因之一。相反，如果是“君子明言利”，各种利益关系正确理顺了，许多事情反而好做而且效率更高。因为，正确的利益传导才会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约束力。

本书前面多次提到，西周就出现了一种名叫“木榜”的买卖凭据，战国时叫“券书”或“券契”，连同汉代的“券约”，它们都相当于今天的一式两联或三联凭证，具有合同作用；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作为经济凭据而不是记账凭证使用的，多是存放在“业务科”的。

到唐代时情况有了发展。当时的经济凭证有三类，分别是“契（契书）”、“券（券书）”和“帖”。在这其中，前两者主要起法律凭据作用，与会计记账没有多大关系；而后者“帖”则因为涉及到经济关系，如柜坊和质库的“存帖”、“取帖”等，必然要涉及到“人欠”和“欠人”，所以当然也就义不容辞地要更多地作为会计凭证来使用了。

宋代、元代与唐代差不多，虽然有部分经济凭证在作为会计凭证使用，但多数依然只能起到经济凭据作用，用于会计记账的仍然是草账。

第二个阶段是原始凭证阶段，时间跨度为明代至清代。

到了明清时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经济凭据作为会计原始凭证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所以，从明代开始，在典当行、票号、钱庄、银号等规模较大的商号，在原先以草流代替原始凭证的同时，已经有部分经济凭据如进货凭据和销货凭据在作为原始凭证使用了。

直到出现龙门账和四脚账之后，原始凭证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手续也更为完备。从原始凭证的签批、传递、审核、保管到事后稽查，不但比过去有大的进步，而且超过了官厅会计的要求。这是因为，这些私人商号的利益事关每一位老板，比概念模糊的官厅更清晰、更实在。到民国时，民间会计与官厅会计的水平已不相上下，包括在会计凭证的使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