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投资界，索罗斯以心狠手辣而著称。其实，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这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主要取决于金融资本本性。就好比说，2008年在美国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时，最初一些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美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发展失调、金融创新失控、金融监管缺位，一句话，是由于不适当的金融创新造成的；而实际上呢，这些或许都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真正实质在于资本这里主要是金融资本的两面性所决定的。

资本的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破坏金融秩序。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金融资本是资本的最高形式，更是如此。

对此，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对此作了最好的注释。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实际上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

资本主义当然离不开“资本”，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了，但这并不排除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例如，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步发展阶段，资本的残酷无情主要表现在榨取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掠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到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资本主要以金融资本的面目出现，表现为金融、货币之间的掠夺和战争。从全球看，几乎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依靠民主制度得到发展强盛的，金融创新才是它们的主要手段和武器。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创新手段的某种“失误”造成的，本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掠夺的残酷无情的本性。

更直接地说就是，美国通过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本位币地位，不断促使美元贬值，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不断地把别国资产转移到自己手里。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2万多亿美元，仅此一项每天损失的财富就有20多亿美元，如果这还不是残酷无情算什么！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以敢于消费闻名于天下：现在敢向未来借钱，还不够就向全球各国借钱；再不够，就向全球各国的未来借钱；还是不够怎么办？那就发明各种金融创新产品，通过谁也看不懂的衍生产品销售把全世界的美元都吸收到自己手里来。

对此，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讽刺说华尔街“喝醉了”，推出的一些金融投资工具总是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看不懂。其实，这恰好说明金融资本是异常清醒的——只有凭借这些欺诈手段、混水摸鱼，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真正的物资和美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其他国家拿到的只是一把把眼花缭乱的证券。美国既抽走了别国资源，又把风险扔给这些国家自己捧着。

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用金融霸主地位，残酷无情地剥夺别国财富。美国人所谓“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实际上是“花全世界的钱，过美国人的日子”，而这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

从索罗斯来看。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幸灾乐祸地说，亚洲金融危机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亚洲国家继续加大市场改革力度，让市场做主导，该倒闭的银行就让它倒闭算了。

实际上，这也是金融资本在那里说大话。只要看看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是如何采取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的言行不一，采取的完全是两种态度、两种做法。

资本的残酷无情和索罗斯的残酷无情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这几年中，全球外汇市场对索罗斯闻风丧胆。

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外汇交易员如果听到消息说日本中央银行在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可是如果一听到索罗斯的名字，就都会竖起耳朵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就是迫不及待地把与索罗斯交易方向相反的头寸全部处理掉。据说当时各国外汇交易员最害怕的是两个：一是美联储，二是索罗斯。

不单交易员是这样，就连一国政府也是如此。

例如，索罗斯狙击英镑取得成功后，在大多数英国人眼中，索罗斯成了英雄，但英国政府显然不这么看，因为英国政府从中遭受的损失比用在海湾战争上的钱还要多得多。

至于索罗斯，当然是不赞成英国政府这种看法的。就在英国称1992年10月16日为“黑色星期三”时，索罗斯称这一天为“光明的一天”。

他说：“我相信必然有负面的影响……但这不会为我所考虑。如果出于道德良心而退缩，我就不是一名成功的投机商了。”“我也不会为从英镑贬值中获利而感到后悔。正如所发生的，英镑贬值被证明是有好处的。但我的观点是：我投机英镑并不是帮助英国，我也不是在损害英国，我只是在赚钱。”

英国媒体批评说，难道索罗斯的这些收益不是英国的损失吗？是索罗斯的捣乱，才使得英国纳税人即每个英国人要多交12.5英镑的税。

索罗斯回应说，这样说来倒是真的。因为在通常的交易中，有人获利就必定会有人损失，但你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获利谁在损失。可是在这次狙击英镑战役中，双方利益是很清楚的，但索罗斯说“我绝没有负罪感。我想你能相信，如果我不交易，别的人也会。”

同时他提醒大家，作为一种赌博、一种交易，他索罗斯也是可能会赔钱的。并且并不是索罗斯一个人在投机英镑，因为从数量上看，虽然索罗斯投入了100亿美元资金，可是这与每天外汇市场上高达1万亿美元的交易额相比，索罗斯的影响力还只是相对的。只不过是索罗斯的这种联合行动促使他在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获得了更多而已。

资本的残酷无情与索罗斯的残酷无情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把投资或投机牢记心间，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进行一番伪装，以免暴露自己的真实企图。

例如在1996年末，索罗斯携妻子去泰国旅游，在泰国皇宫作了短暂停留后，就直接去了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说是去旅游，可实际上是会见几个重要密友、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尤其是这时候他迫切需要弄到泰国各大银行的坏账数据，做到知己知彼，这才是他这次旅游的目的。

所以，这时候的索罗斯虽然低调得可以，不想惊动新闻界，但依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来旅游，说穿了是来考察“战场”的。

尤其是索罗斯选择在12月份这个泰国雨季来临之前的旅游旺季到此一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暗示：在发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亲临前线考察。因为早在1994年索罗斯狙击日元时就曾经放言道：“东南亚经济危机一定会来临，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时，正是索罗斯认为的最佳时机到来了。

所以说，索罗斯的成功既取决于他个人的性格和恰当操作，也取决于对资本天性的透彻了解和恰当使用，两者不可分离。如果一定要分轻重的话，在资金规模不大时，可能会个人因素显得更重要些；而当资金规模十分庞大时，资本的因素就可能会显得更重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