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最背负骂名的是引爆了亚洲金融风暴，说他是“纵火犯”、“害人精”，说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好像如果不是他的出现，原本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繁荣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似的。

确实，如果单从亚洲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损失看，的确十分惊人。例如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这半年时间里，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货币的贬值幅度高达30%至50%，情况最严重的印尼盾贬值幅度更是在70%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也高达30%至60%。

仅仅从汇市、股市下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看，规模至少在1000亿美元以上；更不用说，受汇市、股市下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经济衰退。

可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或者，同一件事情换个角度看，坏事就也是一件好事。亚洲金融风暴也是如此。

以索罗斯最早“开刀”的泰国为例。当时的泰国经济确实一片繁荣，可是这种经济繁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泰铢与美元汇率保持固定的同时，泰国国内在悄悄地增发基础货币，用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水分，相反水分很大。

从索罗斯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这种做法很容易诱发国际游资攻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他决心要从这里开刀，给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一点颜色看看。

具体地说是：假如这时候的美元没有增发货币，只是泰铢在增发，那么在泰铢和美元这两种货币所构成的闭合圈中，美元是诚信方，泰铢是不诚信方。美元保持相对稳定，与泰铢相比会产生相对升值（相对而言是泰铢贬值了），而与泰铢以外的其他货币（假定它们都没有增发的话）也会保持相对稳定态势。这很符合“好人有好报”的基本原则。

拓展开来说，如果这时候美元也在增发货币，或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增发货币，这时候美元和泰铢以及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对于这种不诚信对不诚信的货币关系，一般来说，总是相对弱势的货币保持与强势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以此来避免汇率波动、避免金融危机冲击；相反，相对强势货币则会把这种波动影响传递给其他弱势货币，从而在全球掀起汇率波动、传递金融危机。

索罗斯对此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并且运用得恰到好处。

索罗斯1997年点燃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就是看到了泰国货币政策中的不诚信行为。靠多发货币刺激经济，必定会是虚胖，汇率必然要下降；如果不下降，在这其中就会有机可乘。

索罗斯正是看中这一点，发动了对泰铢的攻击。因为索罗斯清楚地看到，按理说当国内政治需要增发货币时，应当同时通过国际金融汇率调整来对本国货币进行相应贬值。可是泰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依然保持着固定汇率，用国内“含水率”过高的货币欺骗别国，与含金量不变的国外货币进行交换；然后用这种国外货币采购国外商品，实际上就是在“非法获得”国外的劳动成果。在索罗斯看来，这是一种市场商品交换中的极端不诚信行为，理应受到打击和教训。

可以看出，这时候索罗斯认为自己攻击泰铢并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捣乱”、“破坏”，相反还颇有一些“替天行道”的滋味。当然，不仅仅是索罗斯，其他国际金融炒家大概也都有这种想法。这不是他们的观点有问题，而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就必然会有这种新发现，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思路决定出路”。

在这次行动中，索罗斯一方面通过地下钱庄偷偷地暗中购买泰铢；另一方面，利用泰铢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公开进行抛售、换取美元，轻而易举地就把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掏得一干二净，直至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出现现金链条断裂。

现金链条断裂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泰国政府的货币交换市场面临崩溃，这无论对泰国经济还是政治都构成一种致命打击。所以，泰国政府决不允许这种情形出现。所以这时候的泰国政府要竭尽全力维护货币交换市场，在所有“弹药”都用完的背景下，才不得不于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从而彻底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对此，索罗斯并不认为自己在点燃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什么负罪感。他说，如果不是他进行炒作，亚洲金融危机照样会发生。这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因为目前的全球资本运作已经浑然一体，在这多种货币流动所构成的全球货币体系大循环中，其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货币存在上述“不诚信”行为，从而出现类似于上面泰铢这种易受人攻击的局面，产生局部现金链流动危机；这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又会导致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确实不能算是索罗斯引爆的；至多只是索罗斯最早发现了这其中的漏洞，进而走上去把这个漏洞撕得更大、引发更多的人集体攻击，最终打开一个巨大缺口，推倒了这一面“墙”。

话回过头来说，要想避免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消灭了索罗斯就能心想事成，更关键的是要消除金融危机根源，这就是：要么实现全球统一货币，要么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必须诚信运作。

显而易见，全球统一货币至少在目前根本不现实；所有国家货币都保证绝对诚信，口头上可以做到，实际上同样行不通，因为这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了的。

这样，归根结底就只剩下了一句话：在当今世界，要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本就不可能、不现实。

当然，爆发金融危机也不是多么可怕的事。这就像辩证法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通过金融危机的爆发，在资本内部自行调节全球货币体系、生产结构、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对资本运作规律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完全是坏事。

从这个角度看，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好像还是“有功”了呢。

从这个话题引伸开来看，索罗斯在攻击一国货币时是并不怎么看好政府护盘，这一点与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或许是他认为，既然“苍蝇”现在已经在“叮”这鸡蛋了，那么这时候把这鸡蛋的“缝”人为地进行弥补，至多不过是亡羊补牢的马后炮。

以股市为例。不仅仅索罗斯如此，在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中也是大多数不赞同政府干预股市，认为股市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政府不应当动不动就出面护盘，这种帮忙其实是在“帮倒忙”。

而索罗斯对此的态度显得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希望有一个给力的国际金融组织能够出面解救崩溃中的股市，但他又从来没有明确支持过各国政府介入。

总体上看，索罗斯认为混乱的股市是政府扶不起的，这时候的政府干预往往不会取得效果，并且还会给像他这样的金融炒家创造投资良机。

从历史上看，索罗斯从这种干预中可谓获益匪浅。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首先是泰国中央银行出面干预股市，然后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台湾、韩国，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都在大力护盘，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不但没有受到应有成效，反而使得本国股市更加雪上加霜。

看起来不该出现这样的结果，但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当政府护盘动作出现时，往往会被市场看作是一种股市变盘的信号，从而被投资者尤其是国际炒家看作是股市即将走坏的方向标。事实上，当政府出面干预股市时，确实大多面临着出口衰退、债务过高、信用扩张过度等经济危机征兆。

更何况，政府对市场的灵敏度和反应要远远逊于国际游资炒家。在政府出面护盘时，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国际游资已经先头进入股市，就等待着博政府护盘是否成功了。

如果政府护盘成功，这些国际游资就会以较低的买入成本获得预期收益；如果政府护盘不成功，或者至少是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会引起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怀疑和恐惧，大大破坏原来已经遭到侵蚀的政府信用，导致恐慌盘纷纷杀出，引发股市暴跌。

所以能看到，索罗斯总是站在另一个角度，像啄木鸟一样监视着全球各国金融体系中哪里存在着漏洞，像“王海打假”一样把坏事变成好事。哪里有漏洞，他就出现在那里；哪里的漏洞越大，他就越活跃。

对此，曾经多次采访过索罗斯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深有体会。他说，当他2003年第一次采访索罗斯时，感觉索罗斯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对投资谈得并不多，好像也没有多大兴趣；可是2009年就不一样了，索罗斯显得比过去更年轻、更精力充沛，也更喜欢谈论投资。

在这里，芮成钢其实并没有指出另一点，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索罗斯在全球顶尖投资家中依然业绩骄人，当年获利11亿美元，正处于一种兴奋中呢。因为这能从一个侧面表明索罗斯“宝刀未老”。

芮成钢在2009年的这次采访中发现，针对当时全球一致谴责是美国的私营金融机构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索罗斯就颇不以为然。在索罗斯看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机构在判断市场方面都会发生失误。他的原话是：“人人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这对于金融机构的经理和银行家们来说很普遍。可问题是监管部门也判断错误，因此实际上，必须由监管部门来承担这场金融危机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有效地实施监管。”

看得出，索罗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哲学高度，比别人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