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1947年只身去了英国后，条件相当艰苦。可是他并没有在沉沦中堕落，而是选择在沉沦中爆发。更由于在上大学期间他读了导师的一本书，进而班门弄斧切磋探讨，掌握了他一生受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他在取得巨大的投资成功后，更希望别人把他当作“哲学家”和“慈善家”的理论基础。与其他投资家相比，索罗斯的“理论水平”更高。

在伦敦那些非常艰苦的日子里，他懂得了赚钱的重要性，也学会了怎样“理财”——他规定自己每星期的花哨不能超过4英镑，并且每笔开支都记账；无论生活怎样艰苦，都要坚持自学，希望通过升学来改变命运。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索罗斯学完了所有必要的文化课程，于1949年考上伦敦经济学院。从此，他的命运真的发生了转折。

索罗斯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伦敦经济学院呢？除了这所学校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地位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经济学院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力的。虽然他读的是他特别喜欢的哲学专业，不是最热门的经济专业。

在大学里，索罗斯师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John　Mead）。不过在索罗斯看来，他并没有从米德身上学到什么有用东西，相反却更喜欢另一位自由哲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课程。

所以，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用两年时间修完三年课程后，最后一年集中选修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课程，从此激发起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写下了许多篇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名哲学家。波普尔鼓励他要学会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这对索罗斯一生的影响极大。

当时的情况是，索罗斯在阅读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波普尔在该书中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成为“封闭”社会，即所有人只有同一个信仰；二是成为“开放”社会，人们可以拥有各种信仰，并且这些信仰可以相互包容。波普尔认为，无论如何，开放社会总要比封闭社会更先进，虽然它同样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定”。

读了这本书后索罗斯决定要见见波普尔这个人，以便能够学到更多东西。这就像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在吃了这只鸡蛋后，他还想看看这只下蛋的老母鸡。于是，索罗斯带了自己撰写的几篇论文去找波普尔，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波普尔于是成为索罗斯的指导老师。

1994年，92岁高龄的波普尔在回忆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依然记忆犹新。波普尔说，当时索罗斯走进他的办公室说，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希望能和他谈谈。通过交谈，波普尔发现索罗斯很机灵，并且他写的那本开放社会的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后来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

波普尔说，每次他总是听索罗斯说，并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所以索罗斯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不过，虽然他不是索罗斯的正式导师，索罗斯后来一直称他为指导老师，表明索罗斯对他是很友好的。

而索罗斯是怎么看的呢？索罗斯认为，波普尔对他的最大影响在于鼓励和启发他思考世界运行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虽然初看起来哲学并不是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但是他却从中学到许多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而这是他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后来，索罗斯正是不断运用波普尔所教的思想，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把它作为加速这些地区“社会开放”的理论来源。

1987年4月，在我国武汉召开的卡尔·波普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索罗斯提供了一份名为《我与卡尔·波普尔》的书面发言，其中就谈到他在大学读书时波普尔对他的哲学影响：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所具有的那种本质上的不完备性；索罗斯独特的哲学理论（反身性原理）就是在波普尔哲学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

索罗斯后来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多次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在职业生涯中后期用到的主要是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使得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上那种非理性和反身性。

换句话说就是，索罗斯的一生中基本上不相信什么现代金融学，他所取得的成功可以看作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一种嘲讽。所以，他能创造出“反身性”学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反身性本身就意味着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

反身性理论是索罗斯最主要的投资理论，对于读者来说比较难理解。所以这里做一简单介绍。

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其英文是Reflexivity，是指投资者和市场之间发生的一种互动影响。

索罗斯认为，投资者要想“正确”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偏见”进入市场，所以，你如果要想了解金融市场的动力，关键是要了解投资者都具有哪些“偏见”。如果这种“偏见”只是一部分人具有，那么它的影响力就比较小；可是，因为不同投资者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当这种“偏见”变成“流行偏见”时就会成为一种主导观念，在市场中产生羊群效应。

而这时候索罗斯的做法是，他会在将要“大起”的市场中投入巨额资本引诱投资者共同地狂热买进，把本来属于一小部分人的“偏见”放大成为“流行偏见”，从而顺手牵羊掀起羊群效应，带领价格走向疯狂。而当行情即将崩溃之时，索罗斯再带头抛售做空市场。因为在市场到达顶峰时总是不堪一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恐慌性抛盘并进一步加剧市场下跌直至崩盘。这时候索罗斯就可以从这种大起大落中赚取巨额投机差价。

从实践中看，索罗斯的主要投资获利，确实是利用这种反身性理论来寻找市场与现实的脱节，从而掀起惊涛骇浪，直接冲击一国金融市场，从中混水摸鱼的。

当代学术研究认为，索罗斯的这种反身性理论既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正确的，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谬误的，只能说索罗斯把这种理论运用在金融投资实践中“所作的预测大多数是成功的”。或许，索罗斯称他这种理论为“金融炼金术”，本身也多少表明这些理论是注定充满神秘色彩的。

言归正传。可惜的是，由于索罗斯当时家境贫寒，急需要用钱，而波普尔也一再劝说他不要放弃自己的前途。因为在波普尔看来，索罗斯的祖国匈牙利本身就是个封闭社会，索罗斯的家庭又根本支持不了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继续研究“开放社会”理论，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先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工作或金融工作更实惠，这对他来说是最有用的。他相信，凭索罗斯这样的勤奋好学，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但索罗斯显然并不死心，毅然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对方说救济金只能发给失业人员，学生不在这个范围内，可是对于索罗斯来说，学生同样没有工作，同样需要得到救济。但这不是他说了算的事。

后来他勤工俭学去当铁路搬运工，一不小心折断了腿，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他总算“不是学生”身份了，所以强忍着去救济委员会讨一口救济粮吃。

他拄着拐杖，夸大其词地说自己已经陷入绝境（实际情形也差不多），才终于得到一点帮助。这既反映了他1944年全家逃难时学到的狡黠和智慧，又使他更加看清了现实：赚钱要紧，不能继续读书了。

或许，这段经历也是他后来决心从事慈善事业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亲身体会到那些绝望的穷人是什么滋味，他决心要帮这些穷人一把。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索罗斯说：“我宁可帮错人，也不能只做那些官僚的表面工作。”随后，他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一系列慈善机构，致力于推动开放社会和帮助别人。

顺理成章地，索罗斯听从老师的意见，把经济和金融行业确定为自己的就业方向。当时的索罗斯曾经因为贫困几乎辍学，但他求学若渴，并且还写了一本名叫《意识的重负》的书稿，只是还没写完就不得不搁置下来：这正应了一句俗话：“无论理想多么丰满，但现实是单薄的”——面临毕业，他必须首先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更何况，当时他就对这部书稿内容很不满意，写完后就马上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扔在了那里。

1961年1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上台后修改了利润平衡税条例，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这对专门从事欧洲股票交易的索罗斯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这时候31岁的索罗斯又重新点燃了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他从1961年开始，每天晚上和周末时间都用来修改《意识的重负》，希望能把它正式出版。

一连修改了3年，直到1963年他仍然感到不满意，连自己都觉得不知所云，但还是把书稿寄给了波普尔教授。他想，如果能得到这位全球著名哲学家的肯定，或许书稿离出版就不远了。

可是，当时61岁的波普尔收到书稿后已经想不起来索罗斯是谁了，但依然热情地作了回复。当他后面得知索罗斯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时大失所望，所以只是敷衍索罗斯继续探索下去。而这时候的索罗斯已深深知道，从事哲学研究这条路他无论如何是走不下去了。

正因如此，索罗斯一辈子以“失败的哲学家”自称，并为此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甚至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题目就定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而在《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索罗斯干脆单写了一章名为“失败哲学家自传”。直到七十高龄后，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梦想别人在称他“投资家”、“慈善家”的同时也能叫他一声“哲学家”，并且他把后者看得很重。由此可见，人的理想是不灭的。

不过用今天的眼光看，索罗斯的这种哲学素养在他一生的投资生涯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擅长用严谨的哲学思维来思考全球政治经济时局变动及其内在规律，缔造了现在的索罗斯。